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惠小勇、叶含勇、童方

　　“现在有说房奴、车奴的,我称自己是‘馆奴’。”这是中国规模最大民营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对自己的定位。他在过去的13年间、倾尽自有资金20多亿元,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建起涵盖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红军长征五个系列29座博物馆,接待参观者1千多万人次。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近5年持续实现经营有盈余,带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转型为以博物馆产业为特色的文化小镇。

“维持生计”

将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

如今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盈余

　　在成为馆长前,尽管有收藏近现代文物的爱好,樊建川主要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他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己修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个人资产最高达到二三十亿。在这个时候,虽然知道“做博物馆一定赔钱”,他还是产生了从“主要做房地产”转到“主要做博物馆”的想法。

　　“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2003年,樊建川竞拍购得安仁镇500亩河滩荒地,向他的第一个梦想发起冲击: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开放5个抗战题材博物馆。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事,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这一年,樊建川卖掉了自己的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钱整个投到了博物馆。

　　待完成前期手续真正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距次年8·15剩时9个月。樊建川回忆说,“当时没人相信我能完成,包括成都市的领导,他们说9个月把房子修好都不错了,更别说陈列也要花几个月时间。”

　　“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从打桩修房子,到陈列、布展、灯光、安防,我们是一路拼出来的。往往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我全天候泡在工地,累了就垫一张纸板,睡两三个小时。”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还有“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后经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正式开展。

　　随后几年,樊建川再接再厉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抗战系列场馆。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已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甚至多次跑入太平间。

　　今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樊建川仅用半年就建成了“红军长征在四川”博物馆,以980多件珍贵文物、580多幅历史图片、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手段,生动再现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经历的奇绝惊险和回环曲折。同时为四川一些革命老区筹建红军长征纪念馆提供专业服务,捐赠了总计1000多件文物。

　　建川博物馆聚落改变了人们“博物馆是一个大房子”的固有观念,它是一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每座馆散落于“公园”之中,参观者花40至50分钟便可粗略看完一个馆,就像上一堂课一样。

　　博物馆是公益事业,需要大量投入,效益却并不可观。建川博物馆聚落从土地、建设、文物、展陈等等方面都投入了巨大资金,如今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

　　“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朋友曾苦劝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博物馆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但我要求能通过博物馆的运营维持生计。”樊建川说。

　　为了“维持生计”,樊建川将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在聚落中,有“人民供销社”“工农兵旅馆”“人民公社大食堂”“报纸展销中心”等综合业态,提供博物馆旅游休闲配套服务。还有能勾起儿时回忆的白糖“老冰棍”、个人生日当天的报纸、《嘹亮》歌碟等文创产品出售。此外,樊建川利用自己熟悉博物馆策划、陈列、管理的优势,成了重庆、青岛、宜宾等地的“博物馆提供商”。

　　到过建川博物馆的人,都感叹这里展出的文物量大质优,有404件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当记者走进其藏品库房,则不由惊叹樊建川30多年收藏之巨,仅与“文革”有关的藏品就有数百万件,其中包括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票证上百万份……全部藏品一千余万件,展出部分不到其收藏的1%。

　　这么多的收藏,谁也想不到,樊建川是从“捡破烂”开始的。

　　“从‘文革’开始,我萌发了收藏的兴趣,刚开始是为了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传单、小报,特别是牵扯到父亲的,都收起来。后来渐渐有了兴趣,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还在垃圾堆里捡。”樊建川说。

　　樊建川告诉记者,靠“捡破烂”和“找人要”收不了多少东西,真正藏品丰富起来是在有了市场以后:“十几年辛辛苦苦搜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有市场是个很幸福的事。”全国近现代文物市场的兴起,樊建川“立了大功”。最多的一年,建川博物馆收到的集装箱有三百多个,里面都是全国各地发来的收藏品。

　　每一个城市,都有樊建川的联络站,都有人帮他收文物,不仅在国内收,还到美国、到日本去收,最让樊建川自得的是到日本去“反扫荡”。

　　在国内的拍卖场中,樊建川曾有几次失手,经过了解他才知道,跟他“抢文物”的是日本的收藏家。

　　“后来我想,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套用当年战争时期的语言,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樊建川说。

　　去日本,除了收购文物,樊建川还去了靖国神社。因为他觉得,要搞抗战博物馆,必须研究和了解靖国神社。

　　“我坚决抨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绝对是军国主义的,是特别丑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一个馆。他们不但供奉战犯,还陈列了飞机、大炮、刀剑等战争凶器,他们歌颂美化侵略者,是一个战争博物馆,不只是烧一炷香那么简单。”樊建川说。

得道多助

连起海内外众多侠肝义胆

　　在收藏和建馆过程中,樊建川精力旺盛、激情四射,许多尘封在历史中的人与事被他激活了,由此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统一战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近百年来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军人,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官廖季威曾押解日本战犯回国受审。后来,他的手印留在了建川博物馆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以为永世的纪念。留下一个手印,就留下一分力量。”樊建川说。

　　在中国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令人肃然起敬。广场揭幕时,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爸爸,我抱您了!”她对樊建川说:“平时看父亲都是平面的照片,今天拥抱了立体的父亲,感觉特别幸福和满足。”

　　2004年,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来到安仁,为援华美军馆题写馆名,并即席唱起了《满江红》,她说:“我年轻时,在街头宣传抗日就唱这首歌。”

　　此馆开馆日,曾在飞虎队中开轰炸机的84岁老兵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进了援华美军馆就问:“樊先生,你这个大房子里全是放的美军的东西吗?”樊建川说是,他马上就哭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我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格鲁伯坐在轮椅上,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说:“我代表美军士兵感谢您。”格鲁伯还把视如生命的私人抗战物品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樊建川在多次赴日收集日军侵华第一手罪证时,获得了不少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收购相关物品数万件。侵华老兵盐谷保芳每年都要到建川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在壮士广场,他还手绘草图,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以示永远谢罪。

　　记者看到,建川博物馆每一座建筑的风格都与展览内容深度契合,这得益于一批国内外建筑设计大师的精心支持,其中包括徐尚志、彭一刚、程泰宁、张永和、刘家琨等国内著名建筑设计师,还有矶崎新、切尔特·怀东这样的国际知名建筑师。

　　“对这些建筑师,我特别尊重。他们都特别认真,每个馆都是自己亲手做,都要跟别人竞争。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干或者说钱太少了,因为一位建筑师的报酬就十五万,这些就只够机票钱。”樊建川认为,这些建筑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矶崎新在设计“侵华日军罪行馆”时,日本右翼写信威胁他说:“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当过知青的樊建川,还特别建起了一座知青生活馆,献给活着的和已经离开的知青。2009年,是知识青年集中返城三十周年,樊建川拿了一个奖,颁奖词里说:“正是他,使我们的集体找到了回忆,使很多的个人找到了自己灵魂的皈依之处。”

　　建川博物馆更得到了李敏、周秉德、任远芳等开国元勋后代们的大力支持。周秉德说:“建川先生建这个博物馆是为国家和民族计,他会好好保管文物,我们都非常支持他。”

建川新梦

想建改革开放40年纪念馆

　　樊建川时常说,我这一生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但他也清楚,个人的生命总有一天会走到终点,这让樊建川有很大的紧迫感。他总是在想,如果自己突然发生意外,博物馆怎么办?这个问题困扰他很多年,直到2007年,他决定把博物馆交给政府。

　　2007年12月6日,樊建川和妻子关于“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的决定经过公证,在法律上正式生效。经专业估价,捐赠标的市场价值在80亿元至100亿元。

　　“这天之后,突然一身轻松。我觉得交给政府好,政府也许不会新建什么馆了,但守住它,把它保管好,一点问题没有。我知道博物馆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我的文物和博物馆还能说话,还能讲故事。讲多久呢,希望是一千年。”樊建川说,他还告诉女儿:“我死了,你参观博物馆要自个儿买票。”

　　樊建川的选择让很多人弄不明白,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什么会把全部身家拿来投入到很难赚钱的博物馆事业,而且死后还要把博物馆“裸捐”国家?

　　正如诗人流沙河的评价:“他办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饭,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很像墨子。”

　　记者走近樊建川了解他的经历后,答案渐渐清晰。今年59岁的樊建川早在当知青时,就是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参军后,因为“打二锤(手抡钢锤敲击钢钎打炮眼)”、学雷锋、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冒着生命危险扑救了一个错扔手榴弹的女兵；做宜宾市(当时为县级)常务副市长时,亲自摆地摊帮农民卖芽菜,还发表文章“浅议农村土地承包周期”,反映土地调整期短(当时土地承包期为15年)影响地力加速土地变质的问题。

　　“虽然当了市长,但我仍然穷得连一件西装都买不起。”樊建川说,由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支撑不了他的收藏嗜好,1993年他选择辞职下海。

　　在房地产行业干了10年,樊建川最好时做到了全省行业前十名,上过胡润富豪榜。他的企业在银行是3个A的信誉,也是优秀纳税企业。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在极重灾区都江堰建设的小区没有倒一间房、垮一块砖。

　　谈起新的梦想,樊建川依然精神抖擞:“我现在最想建设一个改革开放40年纪念馆。从1978年开始,每年建1个,展现4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历史成就。”

　　樊建川认为,是改革开放给了他实现梦想的机会:“以前我最身强力壮的时候,干活累得要死,每天只挣一毛钱,两次饿得晕倒。现在我能干这么多事,不是因为我个人有多能干,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机会。”

　　在樊建川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两块并不起眼的石头,这是他从内蒙古自己当兵的一个废弃营房里捡回来的。在当年的营地上,有一种叫“干枝梅”的草,在地面大概只有30厘米高,开红花或黄花,但根却扎得很深,足足超过2米。

　　“我认为,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就应该像干枝梅,无论遭遇什么环境,都能不忘根本,不丢责任,不改激情。”樊建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