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最近这段时间最为红火的，莫过于以纪念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几个博物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侵华日军罪行馆……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此参观的各界群众络绎不绝，仅仅8月29日一个周末，人数就达3000余人。
记者采访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时，他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半个月前，他和他的团队刚刚历经艰难，从西藏林芝地区若果冰川无人区收集到1架二战期间美军在“驼峰航线”上坠毁的编号为41-24688的C-87型运输机（B-24型轰炸机运输改型）残骸50余件，并将其运回博物馆公开展出。
“为了收集到这架飞机残骸，我整整策划了6年。而从建立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博物馆至今，我足足花了12年。”樊建川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
立起群雕，只为壮士悲歌
樊建川：做博物馆前，我到处去看博物馆，比如珍珠港纪念馆、纽约犹太人纪念馆、韩国的战争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等等，我发现博物馆一些仪式化的东西，即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很重要，比如雕塑群、纪念墙。
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的樊建川，36岁才下海经商，可谈到自己收藏的历史，他却表示实际自从9岁开始就有了这个意识，那是1966年，他拥有了自己平生第一件藏品：一枚毛主席像章和几张传单。
“收藏对我来说，就是个自然而然的行动。我从小就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樊建川如是说。
当问及为何开始收藏抗战文物时，樊建川坦言，是缘于自己的军人情结，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战老兵，而他本人也曾有过11年的军龄，虽然未上战场，但他骨子里流淌的晋绥抗日的热血，却是与生俱来的。
当初决定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内兴建壮士广场时，樊建川说自己同样热血澎湃。这个占地1万平方米的广场，被他演化为一幅抽象的中国地图，200多抗战名将和著名英烈的铁质雕像巍然矗立，各自站在自己曾经战斗的地方，或是牺牲的战场。他还在博物馆聚落入口处建起了抗战老兵手印广场，迄今已收集老兵手印4000余枚。
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太行，蒋介石站在重庆，李宗仁站在台儿庄，杨靖宇、赵一曼站在白山黑水，“狼牙山五壮士”站在冀中那高高的山顶上……
他请时年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上将为自己这个名为“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挥毫题写了“中国壮士”四个大字，遒劲有力、雄强伟状。
据樊建川介绍，吕正操将军生前曾为中流砥柱馆题写馆名，在得知他的“中国壮士”群雕完成后，曾不无遗憾地表示：我走不动了，走得动，一定去看看。
毛泽东主席之女李敏、陈毅元帅之子陈丹淮、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萧克上将之子萧新华以及正面战场抗日名将卫立煌之子卫道然、郑洞国之孙郑建邦等百余位将门之后，都曾专程前来瞻仰这群默默无言钢筋铁骨的“中国壮士”。
让樊建川最难忘的，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乃父牺牲时年仅两岁。当她在壮士广场看到自己父亲的雕像时，止不住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我抱抱您！
还有死守滕县以身殉国的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的遗孀叶亚华，当得知丈夫的雕塑以及遗物陈列在建川博物馆后，不顾90多岁高龄坚持坐着轮椅来到广场。老人告诉樊建川，当年王铭章其实已经完成作战任务，是可以撤退的，当参谋长请示其是否撤退时，王铭章只问了一句，李（宗仁）长官下命令没有？当听说还没有收到命令，他义无反顾地誓言“决心死拼，以报国家”，最终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穿行在群雕中，樊建川告诉记者，只要在博物馆，每天他必定会去壮士广场走一圈，因为走上一圈，心里很亮堂。尤其是在苦闷苦楚的时候，面对壮士广场上的壮士，“我会感觉自己充满力量。”
搜集罪证，只为永世不忘
樊建川：我特别希望日本普通老百姓、普通知识分子能来建川博物馆看一看，来看一下日本人是不是犯下滔天大罪。日本侵略我们几百个城市，每个城市都炸得稀烂，到处是尸体。我不是简单地说其罪行或暴行，而是完整、冷静、理性地讲述日军行为，完全用日军的文物来还原历史。
今年7月7日，作为抗战主题博物馆群的最新成员———侵华日军罪行馆在凄厉的警报声中正式开展。那一天，樊建川特意邀请了5名曾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为展馆揭幕，亲手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
如今，站在展馆入口处，1800顶早已泛黄的侵华日军钢盔（复制品）铺陈的场景旁，樊建川手指墙上“1931年·日军蜂拥”几个黑色大字，讲起自己建立这个展馆的初衷。
“侵略是一种最大的暴行，尽管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早已盖棺论定，但日本国内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认侵华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他激愤地表示，要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行，就应该把事实摆出来，“事实胜于一切。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
在这个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展馆里，按照时间跨度分为15个展览单元，按照类别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共展出6000余件1931年至1945年间侵华日军的罪行实物。
为了收集这些实物，樊建川前后历时20年，并多次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杂志、书籍，以及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信件、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指挥刀等等。单单购买、翻拍的图片数量一项，就超过了30万张。
“我曾一次性买过两个集装箱的日军侵华实物。”樊建川把自己赴日购买藏品的行为，形象地称之为去日本“反扫荡”。
谈起这段收藏经历，樊建川两次提到了一个叫做盐谷保芳的日本老兵，他不仅为博物馆捐赠了大量的侵华日军用品，而且为自己当年参加的侵略战争感到深深自责，20多年坚持每年到中国谢罪，直到自己90岁高龄。樊建川感言，比起那些对侵华历史遮遮掩掩，讳莫如深的日本政客，这位老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以一个国民的微薄之力，讲述了一个道理，只有正视那段侵略历史，才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
侵华日军罪行馆开馆后，包括3000封侵华日军家书、《荻岛静夫日记》、《外人目睹日军暴行》、日军杀伤山东民众实录、“八·一三”日军轰炸上海的炸弹碎片、《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受害者名单》等14件一级文物在内，所有展出的藏品，足以还原历史，证明日本侵略者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
步出展馆时，樊建川再次表示，希望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看，“如果要和平的话，就一定要正视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日本人要正视，然后才能面对未来。”
展示悲壮，只为川中父老
樊建川：我一直在收藏抗战文物，但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
“川军出川参加抗战，实际上是两个概念组成的。”刚刚走进川军抗战馆，樊建川便迫不及待指着墙上那赫然的两排数字说道。
30万，这是正宗的四川地方部队，在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下出川御敌的人数。
300多万，这是八年抗战之中，四川作为大后方，每年征兵40万的总数。
前后相加，八年抗战中，四川共出兵350万之众，在1200万将士拼死为国的沙场上，川人占四分之一强。
“让人们知道川军和整个四川在抗战中的悲壮。”这，便成了樊建川设立川军抗战馆的原动力。
于是，樊建川在川军抗战馆中，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影印放大后挂在醒目之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地看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数在八千万石以上……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抓壮丁”是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一部同名电影。事实上，樊建川坚持认为，抗战时期“壮丁”并非一个贬义词，“300多万人怎么抓？抓去以后每人还发枪发子弹拉上前线打鬼子，这怎么可能？”
馆墙上那面白布书写的“死”字旗，成为巴蜀父老乡亲在国破家亡的危及关头爱憎分明敢打敢冲的最好证明。一位叫王者成的大爷，当年主动请缨出征，因年岁已大无法入伍，便让自己的儿子去，临行前扯块白布，在中间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旁边还留下了“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等长长一串殷殷寄托，勉励其子王建唐保家卫国杀敌立功。
“这面旗是上世纪90年代王建唐的亲属根据回忆复制的。”樊建川2007年从北川县博物馆将其复制回馆，第二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爆发，北川县博物馆不幸夷为平地，该旗在建川博物馆成为孤品。
川军抗战馆内，樊建川还专门收藏了3根川军士兵用过的刻有抗日警语的旱烟竿。过去大家都称呼川军为“双枪兵”，不少人误以为川军多“大烟鬼”，并由此质疑其战斗力。其实这是个误区，将川军与嗜烟土抽鸦片不堪一击的黔军旧部混为了一谈。川军士兵喜欢抽的，是被四川人称为“叶子烟”的旱烟。
如今，凭着竿身上刻着的“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官长传下令，不除日寇不回乡”等内容，这3根旱烟竿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化作64万魂牵天府埋骨异乡的川军将士的铮铮誓言。
珍藏友谊，只为同仇敌忾
樊建川：我把当年飞虎队248个人的照片全部搜集到，把它们烧铸成瓷板像，高高地挂在一面墙上，有很大的规模。我们中国人把比较尊敬的人的像挂起来，是表示感谢。不管中美关系现在或者今后怎么风云变化，那时我们是盟国，一起反对法西斯。
自从樊建川在自己的博物馆聚落中建起纪念援华美军的“飞虎奇兵”纪念馆后，那几年总有不少美国老兵到安仁镇来，他们大多是当年陈纳德“飞虎队”和美军第14航空队的将士。
“我是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意识到该为援华美军建一个专门纪念馆的。”樊建川直言，四川、云南、湖南等地，是当年援华美军活动较多的地方，为了帮助中国抗击日寇，“飞虎队”先后摔了500多架战斗机，著名的“驼峰航线”也损失了500多架轰炸机，4000多名美国军人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了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樊建川爬雪山过草地到湘渝跑云贵，四下收罗关于当年“飞虎队”遗存物品。他曾为了一个军用油桶顶风冒雨跋涉过几十里山路，也曾历时几年在汶川宝顶山上寻找美国飞机残骸，还曾遍访国内尚健在的“飞虎队”中方官兵，找到了不少当年的资料、航图、仪表等各类物资装备。
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国内这个目前唯一专门纪念抗战时期美军、特别是美国空军对外援助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国老兵。当他们重返中国，看到那些熟悉的物件，抚摸那些久违的装备，回忆起当年翱翔蓝天的场景，几乎每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失声大哭。
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来了，在馆藏著名画家张子善为志愿援华航空队所作《飞虎图》的复制品上题诗一首:“中美合作八春秋，飞虎功业众人赏，二十一世纪博物馆，永留关爱在蜀山。”
曾被我东江游击纵队营救过的美军飞行员克尔的儿子戴维·克尔来了，在抗战老兵袁庚之子袁中印的动员下，他将精心保管的其父抗战期间在华所穿的军装，用过的地图都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参加过1945年南京受降仪式的美军飞行员葛顿南的儿子葛德纳来了，他将父亲参加受降仪式的代表证以及现场拍摄的珍贵照片留下了，其中五件为一级文物。
垂垂老矣的原美军飞行员格鲁伯坐着轮椅来了，他带来了自己的飞行服、奖章、证书，还带来了60多年前用日军飞机残骸做的帧有女友照片的相框，把20多件视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赠，并拉着樊建川的手颤抖地说，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我为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每每面对此情此景，我都会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樊建川说。
结束采访时，樊建川告诉记者，这些年，在积极收藏文物，收藏历史的同时，他也以自己所长，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利用政协这个参政议政平台，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峡两岸关爱抗战老兵平台、关于开放部分英雄部队军史馆(室)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关于筹建三线建设博物馆、关于建设西康建筑博物馆、关于推动宜宾县横江古镇的文化旅游开放等数十个涉及历史文化方面的提案，其中相当部分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开始逐步付诸实施。
“无论是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一个企业家还是一名收藏爱好者，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我很充实没有空虚，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不仅有成就感，更有幸福感。”
说起下一步的打算，樊建川表示，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建100个博物馆。他说这不是口号，而是自己会努力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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