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10-14 被阅览数：3423次 来源：中华时报

大邑县安仁镇，在成都市西南约40公里，据《太平寰宇记》载由“取仁者安仁之意”而得名。50多年前，这里因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无恶不作”的大地主刘文彩而闻名全国。如今，它有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的民间博物馆。

博物馆的主人叫樊建川，自称“樊哈儿”。“哈儿”是四川话里“傻子”的意思，最有名的，便是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战的范绍增。一个胸无点墨的江湖袍哥，激于民族大义，领兵抗日，不惜散尽家财的“哈儿”。四川人讲究“袍哥义气”，“哈儿”不要紧，要耿直，更要有胆识。小镇上的人说，今天，这里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与樊建川的博物馆有关。

一

关于樊建川这个人，我早就听说了。媒体上有所谓“一个人的抗战”等说法，事实上，他在开始筹建博物馆时，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人在打拼。

成都的朋友告诉我：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时还在部队当兵，而后考大学、毕业教书，然后从科长干起，最亨通时，官拜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就在他“官运亨通”时，居然乌纱帽一掼，“下海”了。

一开始，樊建川涉足房地产业，因为赶上了好时光，掘到了第一桶金。然而，就在生意越做越大时，他将巨额资金投向了文物收藏。不过，与许多富人搞收藏、玩感觉的出发点不同，他是为着建一个博物馆而涉及此道的。

其实，樊建川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是被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1985年，一部名叫《血战台儿庄》的电影点燃的。十几年间他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虽历经磨难，但百折千回，矢志不移。为了征集更多更珍贵的文物，他把日本作为收集的重要市场，数次买棹东渡，与日本收藏家短兵相接，争夺藏品，又在日本发展了几十个“线人”。可以说，他收藏来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可以挖掘出特殊的意义。

2007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缴出的机密公文，上面列着113个驻华部队番号等，显然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海内外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樊建川闻知后心如火燎，他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抗衡海外的富豪，特别是日本方面的神秘藏家，就千方百计寻找卖主。经多方打听后他马上赶赴北京、天津寻访，终于在拍卖前一天见到了卖主。樊建川向他表明了自己有意将此物陈列于建川博物馆的布展思路与社会责任，终于感动了卖主，同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后来，国家文物局才有“优先拍卖权”这一措施出台，成功抢救了一批国宝。

2007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收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是研究抗战史的宝贵档案，于是，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磨蹭。半年后，那位收藏家看了他筹建的抗战博物馆后，为他无私奉献社会的广阔胸襟所感动，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转让给了他。

这批“旧账本”与“花纸头”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数十万件支票中进行甄选鉴别，选出了20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有一张是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资金额是357万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目前，樊建川成了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现有藏品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53件（套）的拥有者。

由于成效显著，建川博物馆获得了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先进社会组织、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等荣誉称号。

二

2005年8月15日建成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主题，建设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30余座分馆，已建成开放18座单馆和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两座主题广场。

我们这次前往，主要参观抗战系列的馆区。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市人民公园东门1）

建川博物馆聚落入口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入口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蒋介石与宋美龄

匈牙利著名战地记者卡帕拍摄的中国小战士照片，头像及领章上贴了数不清的川军徽章（正面战场馆内）

抗战老兵手印广场

侵华日军使用的彩绘地球仪

电瓶车刚行几步，就看到了道路中央蹲着一个很大的碉堡。这个碉堡是樊建川收集的抗战遗物中最大的一个，重达数十吨，碉堡顶上覆了一层红壤土，开满了鲜艳的小黄花，花丛中还立着一个持枪中国军人的青铜塑像，寓意深刻。

抗战博物馆的每个分馆都主题鲜明。有意思的是，抗战馆由切斯特·怀东、邢同和、张永和、彭一刚、马国馨等知名建筑大师、雕塑大师担纲设计，日本国际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主动请缨设计侵华日军分馆。多少年来，矶崎新一直想设计一个作品来表达整个日本民族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歉意。他真诚地对樊建川说：“你不给钱我也做。”樊建川担心日本右翼势力找矶崎新的麻烦，但73岁的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再考虑个人的安危了，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中流砥柱馆是核心部分。该馆规模居各馆之首，展厅面积为2435平方米，是一个橘红色的方形馆，位于主道路最前方，是游客参观的第一站。它以历史照片、资料、实物、文献以及地道战、地雷战、青纱帐场景复原或实景景观等方式陈列，生动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敌后民众八年抗战情况。

正面战场馆

接下来是正面战场馆，该馆与共产党抗日军队博物馆相邻，取国共合作抗击日军之意，建筑面积1299平方米，主体为一座素白色的方形建筑。该馆共有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抗战缘起”，简要介绍1931年至1937年内，重点介绍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的局部抗战。第二单元“正面战场”，主要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二十二个重大战役为主要展示内容，真实地重现中日军队对决场景。第三单元“空中御敌”，展现了当时空中战场的艰难残酷，和我空军敢于以小搏大、以弱战强的无畏精神。

由曾任美国建筑师建筑协会主席切斯特?怀东设计的飞虎奇兵馆展示面积1382平方米，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单元“援华概述”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美军援华的整体情况。第二单元“飞虎神兵”展示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的传奇经历。这部分是本馆重点，展示内容共分为：飞虎队和陈纳德的简介、飞虎队的战斗、飞虎队的生活三个小部分。第三单元“友谊长存”通过展示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二战老兵举行的活动，纪念中美友好历史，见证中美友谊。

三

不能不看的是川军抗战馆。该馆建筑面积2087平方米，分为“300000川军出川抗战”、“3000000壮丁奔赴前线”两大部分，突出表现30万川军出川抗战、300多万壮丁奔赴前线这一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

川军将领刘湘

馆藏的大量档案告诉人们，八年抗战期间，尽管当时的四川省居于“大后方”，但自奔赴“淞沪会战”后，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前后出川的332万（含补充至中国远征军序列中的川籍官兵）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为八年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根据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各省份之冠！川军在抗战岁月漫漫的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战同期实征壮丁总数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330多万衣衫褴褛的川军壮丁出川时，被其他友军视为最烂的部队，低劣的装备，涣散的军纪，个个都像游勇散兵似的。然而，就是这支烂部队，打出了中国的军威，打出了中国军魂，更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军武士道精神。川军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充足的补给，但他们有一颗颗滚烫的爱国之心。

在“淞沪会战”期间的1937年10月15日，川军二十军八0四团在恶战中，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士兵只剩120余人！团长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之内，由中校升为上校，由上校晋升为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为国的突出代表。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腾县（指殉国的川军122师官兵）之固守，焉有台儿庄大捷！

川军以寡敌众，写就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每每想到64万埋骨中华大地的川军，不得不提起“四川王”刘湘，“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慷慨陈辞近2小时，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四川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

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做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

临终前，留有告慰川军的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川军是切切实实的做到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礼。刘湘力主抗战、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该馆不仅在外观设计上具有显著的川西建筑风格，在展示手段上也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设计，通过采用复原场景、沙盘模型、雕塑、绘画、浮雕、多媒体放映等多种艺术手段，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启迪。

四

让我感慨无限的是不屈战俘馆。这个馆的外形也特别奇特，不规则的形状似乎在向苍天呼喊，人们通过狭弄进入馆内，两边的墙上挂着一张张战俘的黑白照片，令人压抑的空气中带着潮湿与血腥，还有眼泪。战俘馆展示面积不算大，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文物，真实地展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的抗日将士英勇不屈的精神和悲惨遭遇，揭露了日军违反国际法的虐俘罪行。这些战俘都是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英勇战士，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和贡献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正视，他们的身影被冷默地屏蔽在历史的边界之外。

战俘馆

“他们用鲜血书写历史，历史却用墨水涂掉了他们；他们从卫国的战场归来，却终生未获凯旋。”樊建川在馆外墙体展板留下了一段文字：……“抗俘”，是指十四年抗日中被日军俘虏的我军将士，这个词是我首提的，唯有此词，能传达其形象，能意会其魂魄。抗俘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群体，对此，我们长期采用回避、隐匿、淡化、掩饰、失语的集体立场。他们绝大部分未留下姓名，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抽象的数字。10万？100万？还是200万？与德国法西斯交战的苏军，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被德军俘虏了575万之众。而我们与日本法西斯交战长达14年！我冒昧地提出一个数字，我军被日军俘虏的将士至少在100万以上……请抬头凝视这些抗俘的脸。第一，他们的表情令人震撼。第二，这些照片绝大部分是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第三，作为当时的普通中国人，这很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俘都受到了敌方的侮辱与摧残，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自己的营垒后，迎接他们的却不是战友的拥抱，反而是一场场莫名其妙的政审和羞辱。

1949年后，尤其受所谓政治贞操观的影响，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没有受到正视。相当一个时期里，在意识形态上，“御用文人”和江湖学者接踵而至，这些过江之鲫匪夷所思、非常大胆地删改过滤历史，刻意夸张甚至编造情节以丑化对手。在千篇一律、味同嚼蜡也如出一辙的历史教科书里，能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何人的言论？

日本侵略者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国家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3500万人的代价，军人伤亡就达300余万人。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5月7日，抗日名将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官方悼词中这样评价他：“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列出的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程潜、薛岳、卫立煌、胡宗南、傅作义、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押在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内浑河北岸、辽宁省第三监狱改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982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

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在大陆的各地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沈阳、太原审判时期所拘押的战犯1108人大部释放。起诉的仅45人，没有一人被处以死刑，而于1964年3月，全部予以特赦释放回国。

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日本没有参加联合国1978年《关于追究战争罪犯没有时效》的决议，为继续追究战犯的战争罪刑制造了法律上的漏洞。

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战犯岸信介，1957年，顺利当选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1952年，担任改进党总裁，此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由某些战犯重新粉墨登场、主宰政局得情况，在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前法西斯国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周恩来曾给予高度评价，并称赞道：“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很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五

作者在四川省安仁镇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也许，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今天我们总算看仔细了，他们是被缚的勇士，是咬断肢体的困兽，是泣血的杜鹃，尤其是被残害至死的勇士，应该作为先烈给予表彰。面对一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后来者应该致以深深的敬礼。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更属于子孙后代。

最后，我们来到了中国壮士群雕广场。这个广场的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由朱成、谭云等20多位雕塑艺术家共同设计，并翻模铸造了224尊抗日将士英雄像。所塑造人物按照抗日战争的战区、战役关系分组，以军人列队站立形式排列，雕像与真人的比例是1：1.3，铸铁合金材料铸造，呈青铜原色。群雕突出排列阵式整体气势，以写实手法为主，略作形象强化，令观众产生强烈的崇敬感。在这里，毛泽东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同为抗战英雄而伟岸屹立，国共两党赫赫有名的抗战将领打乱了往日泾渭分明的政治阵营，在民族大义的召唤下聚在一起仰望历史的天空，并供后人瞻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无宁日，家无宁日”，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将是社会发展永远的动力。中国历史屈辱的那一页可以被翻过，但决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