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7-19 被阅览数：1966次 来源：长江商报
《大馆奴》封面。出版社供图
建川博物馆内“不除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言。建川博物馆内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长江商报消息 目前建立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群落，占地500亩，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其中，有抗战、地震、民俗、红色年代四大系列25个博物馆和壮士广场、手印广场2个主题广场，藏品总数已超过800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329件。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的个人自传《大馆奴》昨日在军事博物馆举行新书首发式。该书从他在金沙江边上的童年少年写起，细述了其人生经历，在其筹建建川博物馆群落前后的经历上着墨尤多。
这本书封面上列有马识途、曾彦修、流沙河、老鬼、章立凡、陈丹青、秦晖、马未都、吴思、冯小刚、陈志武、崔永元等12位知名的学者和文化人联名推荐。首发式上，“大馆奴”樊建川为读者讲述了自己“守护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故事。秦晖、马未都、吴思、陆川等嘉宾就“捍卫民间记忆”、“如何向历史发问”、“证据才能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历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秦晖：民间记忆必须多元发展
建川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他要收藏民间记忆。我觉得这个民间记忆太重要了。
我们这些搞历史的都知道，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要从各方面来理解，不能说任何一个方面是可以自诩为是全面的或者是绝对客观的。甚至我们说所有的记忆都是带有某种偏向的。可是，有偏向并不是什么坏事，正常的人实际上是在各种不同偏向综合的交往中发展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保证民间记忆必须有一个多元发展。
建川博物馆其实不光是收藏，包括这个馆的解说，包括陈列和建筑形式，都体现了某一种思想。比如说他专门有一个战俘馆，叫做“不屈战俘”。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对战俘有一种偏见，这个我觉得要还历史以公道：对侵略者而言，揭示他们对战俘的迫害；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赎罪的过程，因为我们有负于这个民族受难的人。
“不屈”作为标准是不是有待商榷的？我觉得对于战俘而言，只要他不叛国，守住了这些界限，那他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在文明国家，他们对战俘从来都是尊敬的，但也只有在尊敬战俘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对烈士给予一种更高程度的、从精神到物质方面的高度敬仰。假如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对烈士的敬仰也会打折扣。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烈士都是无名的，经常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很多烈士纪念地都是无名的，这也是我们以后需要进行弥补的。
■电影导演
陆川：给构成历史的微小的人以同等的尊重
我觉得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缺少真相的时代，有很多的真相已经被淹没了，或被刻意地抹去了、遗忘了。但是这些真相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很重要。它其实是沉在水里的锚，让我们不会漂移到太远的地方。也像一列高速行车的火车，它是刹车。对于我来说，车最重要的可能不光是发动机，刹车也很重要，没有刹车的话就会车毁人亡。
我觉得建川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为我们民族提供一个特别重要的警醒的东西，就是他的这些记忆。他在做整个文物收藏和展示中，并不是要非常刻意地去展示一个结果，而是特别注重每一个历史的瞬间，具体一个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实际上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在他的博物馆里，你会亲切地感受到每一个构成历史的微小的人，而建川给了他们等同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国度比较缺乏的，是对普通人的尊重，对普通人存在的一种尊重。
我在做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南京！南京！》的过程中，建川打开了他的博物馆，我和我的同事就吃住在他的博物馆里面，我们像虫子一样非常贪婪地去消化他的所有藏品。说实话，我整个对历史的感受，对历史的判断，在跟建川的接触当中发生了一个90度的变化。
■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
马未都：连接碎片一般的历史
他的博物馆非常有特点，是属于事件性的博物馆——关于每一个事件，他尽可能地把一些文物堆积在你的面前，让你感受到其真实。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事件博物馆有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等。
我们为什么老强调用证物来说话，因为只有这些证据才能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我老说历史没有真实，历史只残存一个道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的真实都是碎片式的，关键看你自己怎么把这些碎片式的历史连接起来。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就在二战的时候。很多参与二战的人还活着，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都是父辈参与了二战。还有很多年轻人对战争的记忆是非常模糊的，对战争的理解都是通过影视。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希望看到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但是你很难看到，你看到的多是一个主观的历史，经过了胜利者的描绘。
我们如果有机会，都应该去建川博物馆的抗战馆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前辈是怎样抗战的，看看有多少中国人曾经为民族尊严浴血奋战。我曾经去过台湾的忠烈祠，看到了为我们国家阵亡的124名将军全部的照片。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的张自忠，北京有张自忠路，表明了国家对这样一个抗战英雄的尊重。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张自忠本身并不是一介武夫，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所以你们知道，一个文人扛起枪来的时候，得有多大的民族尊严在后面支撑着。
■作家、历史学者
吴思：很多人都会
在那儿校正二三十度
建川纪念馆，我是三年前去过，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两个字——震撼。那个地方要是细细地看的话，我估计能看一个星期，一定还能再久。如果走马观花，每一个馆都以正常的快走的速度，一分钟走100步，大概也得走一天。
那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展览馆。如果要细看那里的内容，我给大家念几个数：一个文革馆里，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1.5万到2万本，像章上百万枚，票证上百万份，公章1万多枚，唱片几十万张，瓷器大概5万件，镜子大概5万件，座钟1万座，生活影照集上万本，以100张一本计，有100多万张，宣传画十几万张，电影拷贝近万本，“文革”的请柬、奖状，各种结婚证、袖标、红旗都分别上万件。还有各省的机关报、老报纸上百吨，小报也以吨计，教科书的版本也有上万个……我还没有念完，不往下念了。
某个著名历史学家说过，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站在今天向过去发问。我们站在现在，对中国有一堆的不理解，有一堆的困惑，比如未来向哪儿走、麻烦是怎么来等。如果带着这些疑问向过去发问，到哪儿去找答案？就在这成百吨的、几十万件的这些藏品之中，就能对你提出的种种设想给一个对错或者修正性的答案。就像刚才陆川说的那样，他被校正了90度，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在那儿或多或少的校正二三十度。事实告诉你历史是这个样子，未来不会像大家猜的那么走，而很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方向走。
本报记者 卢欢 实习生 李娅君 通讯员 张莹
实际上，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在他的博物馆里，你会亲切地感受到每一个构成历史的微小的人，而建川给了他们等同的尊重。
——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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