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提出，鼓励和支持私人博物馆等民间休闲设施和业态发展。

    对于民间博物馆，很多游客并不觉得陌生。在某个旅游景点或者一条老街，我们总能寻到它的一两处身影：有专门展览门墩儿的，有专门展览筷子的，有专门展览绣鞋的……如果说公立博物馆像是端庄正统的“教书先生”，那么民间博物馆则更像是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散落在民间的各个角落，以独特的方式传承着一段段历史。

    □本组文章采写本报实习记者 郭探微

    每个“民博”都有故事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从本世纪初的1397家跃至目前的3589家，并且仍以每年100家左右的速度增长，平均每3天就有一家博物馆诞生，其中包括大量的民间博物馆。“公立博物馆不可能涵盖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博物馆以个人收藏为主要特征，体现出很强的地域文化特点，见证了过去生活文化的某一方面，它是公立博物馆的重要补充。民博的很多藏品不一定是文物，但一定是保留了过去民间的文化记忆和生活场景的杰作，没有民间博物馆，很多过去的生活片段、民族记忆很难保存至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王锦强这么评价民间博物馆。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现有的民间博物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私人自己开办的博物馆，一类是由企业支持运营的博物馆。前者多为收藏爱好者的个人藏品展览馆，后者多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起到传播企业品牌理念、吸引关注的作用。不论是哪类民间博物馆，其开办的初衷，都带着那么一丝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缘由。

    坐落在北京国子监附近的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申请建立的民间博物馆之一，馆内的大部分藏品是老式民居的摆件，或者建筑构件，比如门墩儿、砖雕、雕花木窗、房基石、佛龛、牌匾等等，不大的一个四合院儿里，收藏着1万多件藏品。提起博物馆的建立，馆长李松堂先生动情地说，“我是在北京的四合院儿出生、长大的，这些年城市建设的脚步加快，拆迁时，老房子里的影壁、照壁、牌匾这样精美的物件都当做垃圾扔了，实在可惜。我没有办法阻止城市进步的脚步，但也想做些什么，留下这些老北京的记忆。”于是，哪里有老房子拆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多年下来，积攒成一座“捡来的博物馆”，馆内的“镇馆之宝”——元大都时的《武士饮兽图》门墩，经鉴定是赵孟頫的绘画真迹，是当时在拆迁的废墟里，李松堂用两条“大前门”香烟跟施工工人换来的。

    而在吉林省通化市修正药业集团内部的修正博物馆可以说是企业运营民间博物馆的典型代表。博物馆共两层，第一层是“修正”企业文化和发展史展厅，第二层是“度量衡”展厅，修正药业集团党委书记修来富介绍，“度量衡作为我国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工具，不仅是早期制药行业不可缺少的工具，更代表着公平、信誉，与‘修正’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相合。”目前，馆内收集了从大禹到民国时期的3000多件度量衡，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由于展品独特、维护良好，每年能接待4万余名游客，已成为通化市的旅游景点之一。

    “我们渴望更多机会”办博物馆难，开办民间博物

    馆更难。王锦强认为，缺少运营资金、支持政策、展出场地是制约民间博物馆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接受采访的多家民间博物馆表示，从未获得过国家的资金支持，博物馆的人员培训、文物维修每年都有大笔支出，很多花大价钱开的博物馆，由于后期运营、维护资金不足，面临着关门的窘境。业内人士指出，国外的民间博物馆发展往往会得到专项基金的支持，而我国目前的基金会发展不完善，单靠国家出资补贴民博并不现实。

    虽然国家出台过一些支持民间博物馆的政策，2010年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一度成为民博馆长们的关注热点，但文件的落实力度不够，民间博物馆在生存的地位、待遇上远远不及公立博物馆。“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展示、交流机会。比如去年上海市博物馆成立60周年，与其花大价钱去国外租借回很多藏品展览，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民间博物馆一个交流的平台？”李松堂说。

    说到场地缺乏的情况，王锦强清晰记得，前几年去江西婺源时认识了当地一位收藏根雕的民间收藏家，因为没有场地展出藏品，只能在宾馆租了一间会议室摆放，这样一来，不仅去参观的人数少了，而且宾馆会议室的温度、湿度并不适合作为展览场地，不利于藏品的维护。“在二三线的小城市是这样，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民间博物馆要想找到合适的展出场地，要承担的经济压力更大。很多收藏家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展出场地，只能守着自己的藏品自娱自乐。”

    探索多样化运营方式

    尽管经营一座民间博物馆存在着种种难处，但开办一间自己的博物馆是很多收藏家们共同的心愿，因此民间博物馆的数量有增无减。在具体的运营实践中，民间博物馆一直在探索生存之道：由企业出资的博物馆在运营维护上并没有太大的资金压力，个人开办的博物馆或采用以店养馆、开发延伸产品的商业运营模式，或利用自身优势寻求融资渠道，或招募志愿者加入维护工作，“开源节流”，是许多民间博物馆共同的生存之道。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占地500亩，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处集合了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等多个不同主题的博物馆聚落群，计划建成博物馆30座，目前已开放21座。

    馆长樊建川介绍，“光靠门票收入是不可能维持经营的，我在开馆之初就设想融入旅游商业元素，在博物馆群落里建设酒店、餐厅、卖场，‘以商养馆’，让博物馆本身成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旅游目的地，而不是单一的景点”。建川博物馆很大，游客一上午最多能逛六、七个博物馆，馆内实行三天通票制，很多游客会选择住下来慢慢看。不仅如此，建川博物馆还给自己定位为“博物馆供应商”，为其他想办博物馆的地区或者个人提供全套规划、施工、装修、人员培训服务，甚至出租展品，将这些收入重新用于博物馆的运营维护。基于种种商业运作尝试，建川博物馆自2005年向社会开放，每天的支出费用为7-8万元，在运营四年后，已可达到收支平衡，目前共有员工500余人。

    作为国内首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的名气并不逊于很多公立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利用自身知名度，吸引很多知名企业冠名展馆，不仅为博物馆运营发展获得了资金支持，更有利于冠名企业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一举双赢。经过多年发展，观复博物馆形成了“个人品牌+基金会+理事制”的经营模式，并取得了稳定的收益。

    也许建川博物馆的规模优势、观复博物馆的名人效应其他民间博物馆很难效仿，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的运营经验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博物馆在建馆之初选址琉璃厂，那里人流量不大，每天来参观的游客并不多。为了积聚人气，李松堂将博物馆搬家到了国子监附近，与雍和宫、国子监等著名旅游景点相邻，来访人数一下子多了起来。不仅如此，博物馆还招募志愿者讲解、参与日常工作，降低运营成本。笔者去博物馆时，发现除了一名收门票的工作人员，馆内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他们为游客免费讲解、看护博物馆，自身也乐在其中。

    虽然很多民间博物馆馆长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运营存在着种种困难，但谈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他们大多持乐观态度，“我国人均拥有博物馆的数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靠国家建设是不够的，民间的参与会让国家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更快。”樊建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