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传承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份中国人民独有的国家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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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樊建川:辞掉副市长,他想建“世界第一的私人博物馆”

发布时间:2021-05-18 被阅览数:1次 来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独家专访樊建川:辞掉副市长,他想建“世界第一的私人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聚落,目前国内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不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在世界私人博物馆中也是绝对算得上前列。

博物馆创建者樊建川今年已经64岁了。他头发花白,剪得极短,个子很高,腰杆笔直,走路迈大步,一开口中气十足:“再给我十几二十年,我能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私人博物馆。”


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夕,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看一个私人博物馆如何从破土到自立,从发展到蓬勃。

独家专访樊建川:辞掉副市长,他想建“世界第一的私人博物馆”


副市长、富商和“樊傻儿”


从抗战文物陈列馆出发,顺着窄窄的河道走,路两边成簇的绣球花像地毯一样延伸。走到川军抗战馆,这个距离就已经微微出汗,等转过512抗震救灾纪念馆,穿过“阿庆嫂休闲庄”后的林荫小路,脚步如果太快会有点累;再从“建川民宿”拐到“中流砥柱”广场,踏过一道弯弯的小石桥,再迈过几个小台阶,樊建川会在绣球花的尽头坐一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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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做博物馆”?樊建川说,中国十几亿人,绝大多数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当过军人,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樊建川父亲1人幸存。“我想建设博物馆,挖掘历史上豪杰、壮士、英雄们的故事,传承民族精神。”生活在这样家庭里,樊建川曾发誓:“我要用一生去去纪念他们,收藏他们的时代记忆。”

还有一点“不得不建”的理由:“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过去和未来。人吃饱穿暖以后,需要知道前世今生,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为社会做什么,社会为我做什么?我们应该还原历史上的什么东西,应该吸取历史上的什么经验、什么教训?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这就必须得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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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开馆,建成“天方夜谭”

按照樊建川的设想,博物不仅要建,还要“大”,要成“聚落”,应该是一个“博物馆小镇”,里面除了有博物馆,还要有客栈、餐厅、酒店、培训……参观的人们来了这里,不仅能看能学,还能住下来,博物馆把人们留住,在这里至少能待上三天。当然,三天也不够,最好是年年来,年年都能看。

想着想着,樊建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要500亩地,一次性建30个馆。

回想起来,樊建川说,这个想法真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很钦佩自己20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首先就是选址。在辗转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找地失败后,2003年,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拿到了500亩地。按照原先的计划,2003年买地,2004年设计,200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开馆。

然而,待完成前期手续真正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距次年8·15仅剩9个月。想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展馆盖好、布展,又是一个“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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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自己的书《大馆奴》里回忆过这一段:“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完全是拼命了!” 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从打桩修房子,到陈列、布展、灯光、安防,常常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樊建川全天候泡在工地上,累了就垫一块纸板,睡两三个小时。就在这一年,樊建川卖掉了自己的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钱整个投到了博物馆。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以及“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后经当时的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后正式开展。


成都,少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多了一个博物馆“馆长”,安仁小镇上,从此多了一个建川博物馆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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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展品一个像素,千万个展品拼成历史

想要建设博物馆,最核心的就是展品。

目前,建川博物馆藏品数量约有800万件,其中有4790件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的级别文物,一级文物上千件。这些文物中,有几百万件票证、100吨老报纸、100吨旧文字档案、几吨毛主席像章、100多万封家书、几万本日记、几百万张黑白照片……这些文物中,有些是樊建川自己的私人收藏。

一只飞虎队用过的米桶,是他从云南的乡下扛了几里地才弄回镇上;一根抗战时期美军铺设的滇缅输油管,是他从待处理的废物中捡回;50吨重的抗日碉堡,调动集装箱从天津运回……抗战时期的破铜烂铁,在别人看来是垃圾,在他眼里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每一个城市,都有樊建川的联络站,有人帮他收文物,不仅在国内收,还到美国、到日本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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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物一点点的收集、展出、形成系列,一段段几被尘封的历史也开始变得分明和鲜活。

“援华美军馆”开馆当天,曾在飞虎队中开轰炸机的84岁老兵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泪洒当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我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格鲁伯坐在轮椅上,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说:“我代表美军士兵感谢您。”格鲁伯还把视如生命的私人抗战物品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川军抗战馆,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有300万川军。在文物的展出中,一面写满字的“死”旗分外显眼。这是川军上战场时,一个父亲给儿子的旗。旗上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川军装备极差,穿着草鞋走几千里英勇赴死,就连川军将领刘湘也病逝疆场,留下一句:“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


中国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壮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广场揭幕时,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爸爸,我抱您了!”她对樊建川说:“平时看父亲都是平面的照片,今天拥抱了立体的父亲,感觉特别幸福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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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暴行馆,展出着曾活活烧死过普通百姓的汽油桶、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 除了这些,馆里还有上千封日军给家人的书信。在书信上,残暴的日本士兵也会说想家,家乡,家人。 “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妈妈你要多保重!”“老婆你好辛苦......”

暴行馆的设计者也是位日本人,日本最顶尖的建筑师矶崎新。他的父亲当年是个左派,曾因反对日本侵华饱受折磨。他设计这个馆时,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做。有些日本人找他麻烦,骂他,写信恐吓他。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每一个场馆,每天都有人来了之后泪洒当场。有垂垂老者的老兵失声痛哭;有烈士遗孤捐出父辈的遗物;有垂髫小儿睁着懵懂的眼睛走过。更多的,是本来嬉笑的年轻人,在看过一个个场馆、看过一件件展品后表情变得凝重。

不让历史湮灭于时间, 樊建川说,一件物品,就是一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像素。文物多了,历史的像素就多了,历史的面貌就由模糊变得清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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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历史,也记录当下

在建川博物馆,不仅有抗战的历史,还有记录“当下遗产”的博物馆。

在震撼日记馆,这里浓缩了汶川地震的伤痛和记忆。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13年间没有走动过。

博物馆的墙壁上,每隔十米左右就有破洞,洞里是不同震区现场的还原:破碎的瓦砾、废墟、裸砖,和暴露在外的钢筋。


参观的必经路上,有一条通道,脚底是透明的玻璃。需要低头才能看到的展示柜里,放着灰扑扑的温水瓶、缺了电线的电饭煲、烂了扇叶的电风扇、破烂的箩筐和脏到看不清颜色的餐盒。它们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灾区徒手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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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00余平方米的展区,装下有关地震的记忆。馆中陈列的物品中,一件新娘婚纱常令人驻足。地震时,一个摄影师带着六个新人在鸳鸯池拍摄婚纱照,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后,樊建川带领工作人员回到现场寻找新人的遗物。

最终,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纱。这件婚纱连同新娘曾穿戴的花环和高跟鞋一起,被放进了展厅。展品的上方,写有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

在震撼日记馆外,建设有“坚强之家”,从地震中奇迹生还的“猪坚强”如今已经是垂垂老矣的14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猪坚强”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可能坚持不了几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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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建设完成的综合馆,将在今年“七一”正式开放。这是一座面积达15000平方米、拥有12个展厅的大型展馆,进入场馆,20米高的“为人民服务”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漫步其中,观众将能够在展厅里感受了共产党从创立到长征、抗战、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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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博物馆更多的价值

一个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铭记和意义。

对于建川博物馆聚落所在的大邑县安仁镇来说,博物馆带来了直接的旅游价值和经济效益。

一辆辆大巴车从全国各地驶向这座藏在小镇上的博物馆群,不同口音、不同年龄的人像潮水一样从车中涌出,惊叹从他们的眼睛里进去,

从嘴巴里出来:“这么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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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名县,境内有诗人杜甫写下千古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西岭雪山,也有道教发源地鹤鸣山。然而坐落在大邑县的安仁古镇,虽然始建于唐朝,但并没有核心的旅游资源。

“2003年我刚来安仁镇,当时这里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都认为我会栽在这个小镇上。”樊建川说,如今,以建川博物馆聚落为核心的旅游资源,成了成了安仁镇的核心旅游资源。

2008年5月,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9年,安仁镇被授予“中国博物馆小镇”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中国博物馆小镇”冠名的小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建川博物馆看到,仅5月17日的上午,就有至少5批中小学的孩子前来研学。博物馆门口,长长的大巴排成队,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里汇聚、参观;安仁镇上多个酒店显示“今日无房”。

“国内的古城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同质化。博物馆的建设,要古城有了内容,有了灵魂。”樊建川介绍,在博物馆蓬勃发展的同时,按照“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的模式,安仁镇的旅游产业也迎来了大发展。

在安仁镇,民宿、餐厅比比皆是,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吃饭等位超过半小时是常有的事,“都是外地来看博物馆的。”

“游客不仅要来看博物馆,还要住在这里,吃在这里,才能带动经济发展,才能年年都想来。”樊建川说,目前四川加上重庆分馆,在2019年总的游客量达360万人次。展厅面积近10万平方米。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馆全部看完需要3天,重庆建川博物馆需要1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镇上老百姓生活的变化,茶馆、饭馆、理发店、出租车的生意都好了。”

“要做世界第一的私人博物馆”

一个人,想要办成这么大一件事,真是不容易,甚至听起来像个天方夜谭。

樊建川说,这主要是因为自己赶上了好时候。生在了有机会的时代,给了人无限可能,“我以前下乡当知青,干体力活累死累活一天挣8分钱。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能干,是应运而生,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樊建川说,对于时代的自信,是他能够发展博物馆的基石。

“20年前,是没人掏钱看博物馆。以前出门旅游,看山、看水、逛游乐园,但现在逛美术馆、展览馆、陈列馆,已经作为了旅游项目。再过20年,我相信80%以上的中国人,会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作为广受认可的旅游目的地。博物馆变得和森林、大海、游乐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樊建川说,2005年开馆时,每个馆门票10元,票价共60元,如今过了16年,票价仍然是60元。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馆已经连续4年保持每年20%的盈利增长。我一直保持低票价,提供平价的文化旅游消费。靠什么?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热情。”

疫情期间,建川博物馆闭馆,但没有“躲起来休息”,而是利用闭馆升级的同时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坚持建设新馆,“去年的总投入大概有3个亿,还新增了1.3亿元的贷款,从来没这么投过。因为我相信2021年一定会比2020年好很多,到了2022年一定能够恢复常态。”说到这,樊建川的声音高了一度,“如果没有去年的推石上山,我们怎么能有机会迎来今年旅游的全面复苏?怎么能有能力接待这么多游客?危机孕育新机,要对未来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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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说,民族复兴,让他相信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私人博物馆,一定是出自中国。“建川博物馆可以复制。”樊建川说,目前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广东又签了100多个分馆,南昌也计划建设分馆,总共已经有一百六七十个馆,将来有可能达到200个馆。“我这样的馆长不好复制,因为不仅仅是要喜欢收藏,还要会管理、会经营,复制樊建川,难。”

“我要建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不仅是藏品数量、馆舍、管理水平、游客数量、游客美誉度统统达到第一方阵,还要当‘第一’,比‘第二’好很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这需要多久的时间?樊建川说,“如果老天给他时间,给我一二十年,我能建成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

2007年,樊建川和妻子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同年,樊建川把户口迁到安仁镇树人街44号。大邑县聘他为安仁镇荣誉镇长,樊建川行走于大街小巷,不时有人叫他“樊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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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政途、放弃巨额的财富,你后悔过吗?”“人寿百年,纸寿千年,而器物寿命可达万年,人走物留,直到永远。”樊建川流露出一种战士的炽热,“大的事情上从没有过后悔,但遗憾不可避免。生命太过短暂,不要停,就往前走。我今年已经64岁了,我最怕时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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