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全世界没人能九个月建成五个博物馆，然而我硬是做到了
发布时间：2019-11-07 被阅览数：1次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
樊建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从军校转业，当上宜宾市副市长，转身下海，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如今，他是建川博物馆馆长。坐落于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涵盖抗战、地震、民俗、红色年代四大系列共25个博物馆，包括壮士广场、手印广场2个主题广场，藏品总数逾800万件(国家一级文物达329件)。由樊建川口述、李晋西执笔的《大馆奴》一书从他的童年写起，基本讲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而筹建建川博物馆聚落前前后后的往事则是该书重点。口述式文体令该书文本生动、流畅，不止记录了樊建川经历丰富又不乏起伏的人生，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某种变迁以及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其中的甘苦、数不胜数的馆藏精品来之不易的故事尤为动人。某种意义上，这本樊建川的个人口述回忆也可视为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传记。今天的推送，便是摘选自《大馆奴》一书，樊建川道出了自己建馆的初衷。尽管有这么多的收藏品，但我当初没有想到可以建博物馆聚落，对自己信心不够。1999年9月，建川博物馆成立。申办博物馆，主要是以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比如东西是抄家抄出来的，卖给房地产公司，就是犯法。当时并没有想马上要有一个物质形态的固化的博物馆，只想在哪个地方修一个房子，两间，几百平方米，东西搬进去就叫博物馆了，不敢想一个大的博物馆，大的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从来没有想过。
2001年觉得很有必要搞一个展览，就花了二十万，4月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租了一个场地，办了一个展览。我请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军事博物馆的馆长来剪彩，他们看到我的藏品就吓倒了。卢沟桥的馆长说，建川，你能不能到我们卢沟桥来做一次展览？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纪念中国抗战的顶级殿堂。我说，我这些东西可以吗？他说很好，我便到卢沟桥去做了一个月展览。我发现我的东西不比别人的差。展览完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过来看，也大为吃惊。他们有点搞不懂了，民间收藏怎么有那么高的水平，一方面怕是赝品，另一方面也想鼓励民间收藏，问我能不能做一次鉴定。那一次，在北京当场就鉴评了十四件国家一级文物。我想，卢沟桥可能有成百上千件国家一级文物吧，顺便问了卢沟桥馆长，他说，只有几件。
我忽然有了底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文物不比别人差了，不管怎么说，办博物馆首先是文物。我又仔细观察了卢沟桥的房子，我是做房地产的，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我们又到香港办展，影响也很大。
到香港去展览，我是用拉杆箱把文物直接拉去的。在香港展出后，回来就被理抹（追究）了。开玩笑，未经报批就把国家一级文物拉到香港，文物局就通报批评我们，要我写检查。我只有写，还盖了我们的章。也是万幸，没有丢失。丢失一件都会被判刑——那是国家一级文物呀！
这时，我才开始有自信——我也可以建博物馆了。本来想收藏后捐给一个博物馆就完了，在北京、香港展览之后，我完全改变了想法。第一，原来我的藏品那么好，第二，原来我也可以修博物馆，这两点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知道博物馆做出来一定是赔钱的，但我一直想做。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事，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
因为我是控股的嘛，我说服我的股东，大家一起来做博物馆，他们也很支持这个想法。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其实我有点蠢，有种使命感，觉得这个事就该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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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想修一个大房子，把东西全放进去，但是不行，有“文革”时的东西，有抗战时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我就郁闷，这个房子很大啊！我又比较其他博物馆，觉得博物馆建得庄严巍峨，实在是有点扯。我又想建三个房子，把三类东西分别放进去，但还是觉得不对。四川天府之国那么漂亮，能不能把景观、建筑和题材融合，让博物馆小型化？于是三个系列的博物馆变成了三八二十四个，加上还有一些题材要放进去，就形成了更多的博物馆。
有了这样的想法，理念就建立起来了：一定要多。让别人来看，不要看一个馆跑很远，像我在北京、上海，包括外国，跑很远看一个奥斯维辛，跑很远看一个诺曼底。在一起就好了，可以省时间。
那么，一个馆要建多大呢？小时候我觉得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是老师说的，大了看书才知道是科学。于是，我就很明确地按四十分钟的参观时间来建馆，保证新鲜感。我不建大博物馆，转四个小时，最后疲惫不堪。另外，不要把不同内容的文物放在一起，一定要细分，不要一幢大房子里边装许多东西，像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包括埃及的，中国的。当时这样做有道理，今天我再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樊建川为什么没有把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民俗系列放在一起？其实这是生活常识。我们读书的时候，课程的安排都是分开的，数学完了语文，然后是美术、体育，没有一个学期全讲化学。为什么分开上课？就是转移兴趣。那么，观众看完川军抗战馆，换个题目看兵器馆，看完兵器馆，又换个题目看三寸金莲馆，看完三寸金莲馆后看红色瓷器馆……我想让观众一直保持新鲜感。
现在叫博物馆聚落，是一个很文质彬彬的词语。刚开始的想法是叫“博物馆超市”，即把博物馆的神圣性打破，使之成为一个邻家的普通的文化业态，每一个馆花几块钱看，价廉物美。我们中国有博物馆的时间很短，百年左右。在欧洲，博物馆也不过几百年历史。我总觉得博物馆被赋予太多神圣性，很庄严，我觉得博物馆要扑下身子，卸下架子。平时我需要买一个可乐或者火腿肠，就去超市，这是生活的需要。有心理需要的，就去博物馆超市，博物馆就是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的超市。我一直认为“博物馆超市”比“博物馆聚落”好，但是大家都反对，就随了大流。“博物馆聚落”这个名字也是我想出来的。
既然是博物馆超市，就可以通过十年二十年慢慢扩大，做一些配套，像客栈、酒店、餐厅、影视、夏令营、培训、茶馆、古玩店、旅游商店、会议室等，这样就可以发展旅行商业地产，养活自己，博物馆就可以存活下去了。
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博物馆聚落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清楚了。第一，建筑应与题材和文物吻合；第二，我的馆聚集多了，就有更多的商业空间；第三，符合人们的文化休闲需求。
然后就考虑规划用地，先想一百亩，又想两百亩。看了宋城，觉得五百亩是适中的。筹建博物馆的时候，别人最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五百亩地。一般省博物馆三五十亩地，一般市博物馆二三十亩地，我坚持要五百亩地，我的想法非常超前。但现在看来还是偏小，如果当时再敢想一点，有八百亩地，一千亩地，更有余地和空间，那就更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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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选择落户的地点，我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很多地方考察过。因为我是房地产商，他们认为我是骗他们的——五百亩地拿到手后，二十亩地用来建博物馆，剩下的四百八十亩地来搞房地产开发。当时我是都江堰市区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找了都江堰市很多次，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建博物馆需要五百亩地。领导们觉得我是在圈地，以建博物馆的名义忽悠他们，甚至有官员明说，我们这点经验是有的，你建川也当过市长，别来害我们嘛。我口水说干了也没有人相信。后来大邑县相信了我，他们相信我就是对了，我果然就把五百亩地全部用于建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落户安仁，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天意，老天爷安排的事情，一个人想努力是办不到的。大邑县安仁古镇，是“取仁者安仁之意”而名之，始建于唐朝。安仁镇的人文环境和我们的博物馆一脉相承。一是安仁公馆群是民国建筑，与我百年收藏的方向吻合。二是刘湘是抗战名将，它又是一个抗战之镇，与我抗战系列馆吻合。三是刘文彩是阶级斗争人物，刘文彩的庄园在“文革”期间是拿来做阶级斗争教育的，所以它是一个“文革”之镇，与我“文革”系列馆吻合。四是2003年时，只有安仁镇能拍卖到五百亩地，价格也便宜，几万元一亩。五是安仁镇是历史文化名镇，建筑高度不能超过十三米。这样，永远没有烟囱、高楼来压迫我的馆。
2003年4月，安仁建川文化公司在大邑县注册成立。同年，我们出资五千万收购了十几个老公馆。安仁建川文化公司最初在刘文辉公馆办公，一办好几年，奢侈哟，又很气派，博物馆修好后才搬离。2003年的安仁镇，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都认为我会彻底栽在这个镇上。
作为商人，赚钱是本职工作，但安仁这个项目我确实是求名不求利。我相信安仁这个项目肯定会被记入史册，哪怕有一天我离开了，人们都还会来安仁。如果有人给樊建川竖个大拇指，而不是说樊建川糟蹋了安仁，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把户口迁到安仁镇树人街44号，正儿八经是安仁镇居民了，县委县府聘我为安仁镇荣誉镇长。“樊镇长”，我很喜欢，可惜没有人这样称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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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最忙的九个月，完全是拼命了，硬是打开了五个博物馆
公司4月成立，5月，建川博物馆聚落项目被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重点项目。6月，《安仁文化旅游策划》方案通过省市县有关部门及专家审定,在建川博物馆的建设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后，我在2003年12月的员工述职报告扉页上写道：
安仁项目是特别的，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特别的。是空前绝后的事情。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与创造。当然，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岗位，将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就是参与这个伟大的事业了。
五个博物馆于2005年8月15日如期开放，我叫“预展”。为什么呢？因为还未审批下来。中流砥柱馆相对简单一些，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战俘馆、壮士广场、手印广场都有麻烦，都是新鲜东西，上面没遇到过，程序走得慢一点，可以理解。
审批可以慢慢走程序，但“八一五”这个日子到了，怎么办？“预展”，征求观众意见嘛，开了再说。预展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硬干，硬上。这需要胆量，如果其间出个问题，哪怕出个公共事件，比如一个人摔死了，可以直接判你的刑。这个很危险，但我把它开了。
开馆前，8月1日《人民日报》有报道：“樊建川先生筹资建立的大型系列博物馆，是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隆重献礼。拟于今年开馆的其中五个分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专家们还认为，该馆规模大、实物多、品级高、陈列新颖、建筑精美，完全有条件成为高规格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术研究基地。”8月13日，中央7台《乡约》栏目播出了有关我们的四十分钟的专题节目。8月16日，中央1台晚间节目有我们的专题报道。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也播出了专题节目。
8月17日，《人民日报》要闻版刊发了《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四川建川抗战博物馆在8月15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如期开馆了，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
……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这个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博物馆，是由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先生个人筹资建立的。为此，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所属企业几乎所有的经营收入都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之中。二十多年来，从收集文物到整理陈列，从筹集资金到购地建馆，樊先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艰辛，耗费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义举，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
预展三个月，参观人数近十万。我们收到很多留言，相当一部分人与我们联系，要将家中多年保存的抗战文物捐给我们。预展后，我们根据上级部门的意见做了一些整改，比如一些馆名改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改成中流砥柱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改成正面战场馆，抗日战俘馆改成不屈战俘馆。12月27日上午，在红色广场有一个千余人的开馆仪式，算是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