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4-06 被阅览数：195次 来源：樊晓敏
2018年4月5日，清明节
樊建川带头，向抗战烈士致敬
栏 目 【 人 物 】
（一）
1946年5月27日，东京一片残破凄惶，一小支中国军队挎着卡宾枪，军容严整，步伐铿锵地行进在东京街头。
骄傲，荣耀，扬眉吐气......所有豪情万丈的词都不足以形容他们此刻的心情。
他们是中国军人，代表那亿万饱受蹂躏的中国人，代表中国，以先遣队的身份，以胜利者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了侵略者的土地。
大多数人知道的是，这一天的背后，是长达十四年的苦战，和国破家亡的哀痛。
但太多的人不知道的是，由于内战的爆发，先遣队很快被召回国。
廖季威，彼时的他是中国驻日占领军参谋，他那枚刻着“中华民国十五年秋，购于日本东京”的印章，成了这段历史的唯一见证。
现在，这枚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印章和近千万件文物一起，静静地躺在建川博物馆内。
樊建川的博物馆。
（二）
樊建川有很多个绰号，袍哥，舵爷等等，都尽见他的江湖义气，豪气干云。但最常被人们叫的是樊哈儿，四川话 “傻儿”的意思。
不是一般的傻儿。
在他肆意成长的少年，父亲对他管教的最大原则是：打架不能输，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让他时刻都记着，要像个男人，一生要争气。
但行伍出身，一生多戕的父亲更多的把正直，坦荡和家国情怀等传给了他。这些品性汇在一起成为一种很重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他一生都在拼，当兵施工时累得吐血。时至今日，年过花甲的他仍整日马不停蹄，一天睡不到五小时。
他也一直有惊人之举。
20世纪90年代，一桩新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市长摆地摊》。彼时的樊建川已是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他帮一个民营企业家吆喝着卖芽菜。 别人讶异、赞叹，他只轻描淡写：我这不过是体验市场经济。
时间不长，他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引起更大的轰动：《市长辞职众说纷纭》，年仅36岁，很快就要被提拔为市长的樊建川辞职下海。
樊建川解释说，当时每月三百元，他不敢贪污，又喜欢收藏，那点钱实在太少。
他经商也了不得。
十年间，他在四川房地产业已是名列前茅，有数十亿家身，曾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200名。他盖房子，可以赚一块他挣八毛，汶川大地震，一片废墟中只有樊建川名下的建筑屹立不倒，小区的业主们打着条幅感谢他。
可他又一次彻底放下，转身。
为了收藏。
不一样的收藏。
（三）
别人收藏古玩，收藏字画瓷陶，为风雅，为怡情，为升值。
而他收藏飞机残骸，收藏血浸透了的刀，收藏已有破洞的毛毯，甚至收藏数十吨的碉堡。
40年前在内蒙古当兵练习刺杀的樊建川
40年后，樊建川如愿收藏并穿上了一套军用制式护具
没有风雅，不会怡情，只有百年来，这个民族的痛得不能再痛的来路，沉得不能再沉的信史。
为了什么？
他说：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不想赘述他期间都经历了怎样的周折和付出了怎样心血。2005年8月15日，他的五个博物馆在四川大邑县安仁如期开放。
在他发言时，突降大雨，等他话讲完，雨就停了，稿子上还有斑斑雨痕，而且就博物馆那块地下了雨。
这个奇迹，录像、在场的上千人都可作证。
一定是那一刻，无数在天的哀魂、冤魂突放悲声、泪倾江河。
无法不落泪。
樊建川在微博晒了一张自拍，表情有些凝重，像是在仰天长叹
（四）
在日军暴行馆中，有几个漆黑污烂的大油桶，是樊建川从云南腾冲费劲周折才带回来的。
为了逼迫村民说出游击队的下落，日寇把他们放在油桶里面，用火煮、烧，上面漂了一层油花………
一个弹痕累累的梳妆台，见证了李幼霞一家三口的惨死......
一张性别难分的老人照片，更诉说了日寇让人难言的罪行，当年7、8岁的他在玩耍时，日本人把他小鸡鸡割下来，烤了......吃......
无数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
每一样都让人扼腕长叹、血泪交进。每一件都是见证，都在控诉。
也不只是控诉，为了控诉。
在这个馆里还有上千封日军给家人的书信。
在书信中，他们也问：
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
妈妈你要多保重！
哥哥，我们的屋顶修了吗？
老婆你好辛苦......
孩子们你要认真读书......
他们也说想家，家乡，家人。
樊建川说，看这些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温情，也有思念，你会觉得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没什么不一样。
他说，我们更该问的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见人就低头鞠躬，说话都小声的日本人，上了战场却成了疯狂的野兽，犯下那无数甚至不忍听的滔天罪行？
也有日本人在不停地自问。
盐谷保芳从1985年开始赴中国谢罪，前后多达20多次，仅到建川博物馆就有近十次。
他捐献了钢盔、军刀、瓷碗及日军史料等上百件侵华物证，每次都长时深深鞠躬，盐谷保芳说：
“现在，我真诚地向他们谢罪——在那场战争中，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盐谷保芳向樊建川捐赠文物并鞠躬谢罪
盐谷保芳还和樊建川的岳父成为朋友，两个曾在战场上血拼的耄耋老人，一举杯就痛饮痛哭，心上布满的无数弹痕，任时光漫漫都无法磨灭。
暴行馆的设计者也是位日本人，日本最顶尖的建筑师矶崎新。
他的父亲当年是个左派，曾因反对日本侵华饱受折磨。他设计这个馆时，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做。
有些日本人找他麻烦，骂他，写信恐吓他。矶崎新不在乎，他说，我这个年纪不会考虑安危，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是的，与战争有关的从来都不只有仇恨。
（五）
80多岁的美国老人罗伯特.格鲁伯坐着轮椅来到中国，逢人就问，有没有专门的援华美军馆？
二战期间，他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开轰炸机。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美军护士，又因战事不久就分开。等战争结束，他再找不到女孩的讯息，悲伤罗伯特.格鲁伯终生未婚。
当他终于在樊建川处找到国内唯一的援华美军馆时，问：樊先生，你这个大房子里全是美军的东西吗？
樊建川回答他：是。
80多次的老人一下子就嚎啕痛哭，挣扎着从轮椅上起来要给樊建川敬礼。罗伯特说，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和记忆都在中国，我最大的骄傲，为人类和平做的最大贡献，也是在中国。
他捐给了建川博物馆飞机服、奖章、证书，还有他和女友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英气逼人，美丽的姑娘笑靥如花，像是，他们永远会有那么好的青春。
罗伯特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
在这里痛哭的不只罗伯特，原美国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老兵们不断来到这里。当他们看到高悬的二百四十八名飞虎队队员瓷板像 ，看到在中国作战时曾使用的装备，看到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某一天、某一场地的飞机记录时，这些垂垂老者都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那是他们死亡如影随形的青春，那是他们有着火热的战斗的青春。
被如此清晰确凿的记着。
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份记得，樊建川曾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2007年冬天，樊建川四川宝顶山，宝顶山海拔4000多米，周围是莽莽原始茂林，百里无人烟，1944年一架美军战机坠毁于此。
樊建川和探险队在森林整整徒步四天，才到达白雪皑皑的宝顶山，他们住在山洞里，野兽四处跑，喝了就吃雪，终于在一个陡坡处发现了飞机残骸。
最惊险的是在昔日“驼峰航线”的搜寻。
1942年底，由于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大量的援华物资无法运进中国，而当时中国将近90%的军用物资全依靠这条路线。
为不懈作战，中美两国开辟了新的运输线：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
这条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
这是二战期间最危险的一条航线，唯有最优秀最勇敢的飞行员才敢于、能于飞行。
在1944战况转折之前，飞行员们常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至战争结束，65万吨物资经由驼峰航线抵达中国。
牺牲也无比惨烈。
单是美军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近3000名飞行员在空中化为齑粉或坠落茫茫雪山。
樊建川说，这些异国的英雄们不能忘。
他几年间多次走进雪山，终于在2015年7月，和同伴们徒步十天九夜后，抵达若果冰川无人区，发现了编号41-24688的C-87型美军运输机遗骸，和28块美军飞行员的遗骨。
……
不能忘，不当忘。
不当忘的更有这片苦难土地的主人，那无数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民族尊严而战斗而殉身的先烈。
（六）
中流砥柱馆的入口窄小，出口豁亮，象征了八路军、 新四军顽强抗战的艰难和迅速成长。
在四壁回荡着悲歌的时空隧道里，满目都是历史的伤痕和英烈们慷慨悲壮的真切回声。
照片墙筑起了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历史和当下
这里有无数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他们历尽颠仆，却如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的昙花，迅速阖上；这里有最早烧制“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彩瓷砚台，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的命令、延安整风运动学习笔记、“晋察冀边区军运”布驼袋等等，无一不是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有一名叫蔡良的新四军军官写给家人的数封家书：
“战争若一天天好转，我想请一短期的假回家来休养，但我又没积蓄一个钱”。
“总之小儿的决心，是与前一样，日本鬼子不驱出中国，儿就不回家”。
而诸多将领们用过的朴素的生活用品和武器，土雷、手榴弹，缴获的日本机枪….，游击队留下的一杆装满麦梗的步枪，更让人唏嘘和感慨。
装备如此简陋的军队，面对疯狂强悍的日寇，脊梁始终不屈不弯，也始终能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仍有必胜的勇气与信心。
一支弱小的军队何以成长？何以有再造乾坤的力量？中华文明历经百折千回，何以仍弦歌不缀？尽在其中。
樊建川说：我们不尊重先烈，后人定会抛弃我们。
先烈，当然还有英勇抗战的国军。
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大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次，小规模战斗三万八千余次，歼灭日军一百余万人。
没有一场不是血战、苦战、死战。
二战中，国军有273位将军阵壮烈牺牲，,樊建川将他们遗像烧制成瓷板,高高悬挂在正面战场抗馆入口廊道。他说这些将军先人,理当永远高高在上。
宋希濂将军的茶壶上烧制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男女，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名叫张德志的上海市民在日记中真实记录了这种军心与牺牲：予登楼顶观望，惨状难言，可喜者，中国已变忍辱之态度，各忠勇士兵奋勇抗敌，为国牺牲，更可钦佩也。
对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表示钦佩的不仅是普通市民。仁安羌大捷展厅里有一张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对刘放吾将军躬身致敬的照片。
在1942年的仁安羌之役中，日军围困了约7000英军、美国记者和传教士，中国远征军113团奉令驰援，在团长刘放吾率领下，拼死向日军发起猛攻，以牺牲200多人的代价，解救了陷入绝境的英军。对此，英美人至今感念不止。
2011年马英九追补给刘放吾将军一纸《褒扬令》和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先生到建川博物馆后，对着父亲的雕像一字一句宣读了《褒扬令》，这才正式赠予了建川博物馆。
是非天地可鉴，每一件物品都在诉说他们的抗争与尊严。
……
正面战场上有一支特殊的军队，樊建川觉得值得为他们单建一个馆。
（七）
“无川不成军”。
四川省主席刘湘本是军阀，常年陷于内战。全面抗战爆发时，他已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大口吐血。很多人劝他静养，不必出征。
可刘湘说：打了多年内战，脸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恰可以日本人的血，洗清川军耻辱。
他带三十万军队出川，把四川让给中央。刘湘最终死在第七战区司令之位上，留下遗言：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即将出征的战士用笔写下：不灭倭寇誓不还
但最让人热血奔涌的还属川军馆内一面白旗。
队伍出征前，北川的一位叫王者成的大爷将用白布制成的旗交给儿子，旗上赫然写着：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正中间是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
“死”之一字如此醒目，刺痛人心
穿着草鞋，背着大刀斗笠是川军最典型的形象，但有着誓死之志的川军却是抗战时期最能打的部队之一，川军的三名高级将领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均是在力战不敌，弹尽粮绝之际，杀身成仁。
樊建川说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王铭章牺牲前说的：“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里面有几组数字：至抗战终止，四川的总兵额达到了302.5万（作者注：占全国兵力的将近三分之一），64万多人伤亡；服工役的人总数在300万以上，贡献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
参军人数，牺牲之烈，均居全国之首，服役人数，贡献物资，亦居全国之首。
不必多言，这些数字已说明，四川人民为抗战送出了多少血肉，付出了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是的，不仅是四川人民。
在这场捍卫民族生存与尊严之战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中央军、地方军，都在血战，都在殊死守卫家国。
樊建川为中华民族这种空前的同仇敌忾，空前的奋勇无畏深深感动。
他说，“我想停留在1937年中华民族唯一的一次团结上。”
（八）
壮士广场。
壮士广场占地一万平方米，俯瞰是一幅中国地图。广场中心是一个v字形的下沉式巨型凹槽，凹槽总长81.5米，宽45米，象征1945年8月15日。
在这上面庄严矗立着两百多个铁铸的塑像，他们有国共高级领导人，有左权、赵一曼、杨靖宇、高志航、张自忠等著名烈士，有彭德怀、贺龙、廖耀湘、薛岳等抗日名将，他们各自挺立在生前战斗或牺牲的战场：重庆、延安、华北、台儿庄、松花江畔…….
在制作张灵甫的塑像时，他的夫人王玉龄专程去现场守着，她说，你们不能把我老公做的不帅。
左权的女儿左太北，父亲为国捐躯时，她尚未出生。在这里，她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爸爸，我从来都没抱过你，在这儿，我抱抱你......
樊建川也塑了自己一个像，以一个小兵的形象，持着枪笔挺站在入口处，他为自己取名：壮士的哨兵。
樊建川为这个广场题写到：
“一起钢筋,一起铁骨。一起仰天,一起长啸。一起森严,一起壁垒。一起杀倭,一起驱鬼。一起冲锋,一起陷阵。一起前仆,一起后继。一起苦撑,一起待变。一起艰苦,一起卓绝。一起肝脑,一起涂地。一起成功,一起成仁。”
一起。生死一起。
（九）
死者无数。
生者也已寥寥。
老兵每一天都在凋零，让樊建川有一种非常沉重的紧迫感。他说老兵可以走，精神不能走。
他找到尚健在的四千多名老兵，印下他们的红手印，放大十二倍，边上刻上他们的姓名、部队番号、职务，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排山倒海般的手印广场。
樊建川说，我留下一个手印，就留下一份力量，一份记忆
在民族危亡关头，正是这些捉笔的手，挖煤的手，种田的手，变成了挥舞大刀、长矛的手，拿枪的手，投掷手榴弹、埋地雷、炸碉堡的手，挡住了侵略者的铁蹄，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江山与血脉。
樊建川说：有一天，他们的身体离开，但他们印在透明玻璃上的手印将与日月同光。
那是清晰坚毅的民族掌纹，它们的每一处残缺，每一道脉络，都浸润着鲜血和泪水，都见证那段历史在中国人生命中留下的伤痕和烙印，都带着豪情，带着疲惫，带着悲壮。
也带着无限柔情与悲伤。
1936年，邱大明在四川宣汉当兵，爱上了驻地的姑娘李德芳并和她结为夫妻，新婚四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他所在的部队突然开拔，出川抗日。
后来，后来他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政治运动中几经磨难。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妻子，但也从未忘记她。61年后，有人给他介绍一个老伴，一问，李德芳。 那一刻，两位老人都失声痛哭。
历经劫波又奇迹般重逢的老人，无论出门进门，甚至上厕所都手拉着拉手。邱大明流着泪说：我对不起她，她十几岁就把她给丢了。
现在，生命的冬天，他们珍惜每一分光阴，不敢再丢。
手拉手，莫失莫忘，莫忘莫失。
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却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被遗忘、误解、丢弃、回避。
（十）
是的，战俘。
樊建川说，在写作《抗俘》一书时，多次头埋在桌子上写不下去。
也请原谅我，用一个不短的篇幅写下他们。
在樊建川高价买下的荻岛静夫日记中，清楚记下这样一幕：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刀把数个俘虏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那个血腥傍晚的杀戮，数个？多少个？抗战十四年，多少个？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这是一个被淡忘多年的群体。
他们也曾戎衣带血，死地逃生，但他们绝大部分未留下名字，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抽象的数字。
让人沉痛的不止于此。
樊建川说，他们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沉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
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战俘生不如死，死亦永沉深海。
樊建川想为面容模糊、失语已久的他们留下纪念。他为此四方奔走，一趟趟跑到日本，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战俘照片，建成这世上唯一的一座：不屈战俘馆。
博物馆粗粝苍凉，全部用钢铁和水泥造成，墙上的痕迹、泥巴、铁钉原封未动，如同那些鲜为人知的冰冷而生硬的记忆。
展馆的照片中有我们熟悉的面容：蔡公时、赵一曼（曾两次被俘）、方先觉、谢晋元等。还有无数不知名的战俘，他们有的低眉垂手，或是以手以帽遮脸，有的昂首挺胸者，怒目圆睁，更多的是如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失魂落魄，面容呆滞。
这是从尸山血海的惨烈中，一寸寸山河沦陷的惨痛中活下来，却不知还能活多久怎样活的脸，最茫然无助的，压抑破碎的脸。樊建川说，我真想和他们站在一起，在凄风冷雨中一同承受这屈辱和痛苦。
最不忍也最让人感慨的是孩子的面容。
一个叫季万芳的孩子，全身凛然之气，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势，笔挺笔挺的面对着日军。
最小的一个战俘，十岁。
第一次长沙会战，一队日军攻下一个村庄，结果发现对手是三个孩子，十岁的小战俘挺胸与日本军官静静对视着，日本军官纳罕的表情里甚至看得出一丝惊慌失措。
也有看起来很狼狈的面容。
一个战俘捧着器具埋头吞咽，吃相难看，众鬼子嬉笑围观。可是记者的注释告诉我们，他坚持战斗十天未沾水米，最后落入敌手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樊建川在微博中贴过这张照片，并说：“军爷，抬头，我要记住您的脸”。
……
当然，还有女性，她们被俘后的命运让人不忍多想。
然而，成本华却在微笑。
在安徽和县，成本华被日军俘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留下的是这样的照片，她身后，是一群抽着烟，拿着刺刀嬉笑的日本兵，他们随时都可以杀了她，蹂躏她，可她在笑。
她报臂站在他们面前，微笑，是那种不屑的笑，来去自如的笑，坦然无惧的笑。像是全然不知身处何境，像是，她才是个胜利者。
樊建川说，我觉得她是中国战俘中最典型的一个。一个民族的新生，需要用一种血液来浇灌，她使我们一直往前走，向上走。
亦还有生者。
2008年7月，樊建川资助五名幸存的战俘和劳工参观博物馆，其中有一名老人叫关德印。
关德印和父亲被抓去到日本做劳工时，8岁。
1943年夏天，父亲病重，为了身后儿子能有所托付，父亲给他认了一个干爹，可是一个多星期后干爹饿死，接着再认，又死，又认……，几十年之后，关德印都清晰记得，他是和第十二个干爹一起，用草席子把父亲已肿胀不成样子的尸体裹起来，扔进了大海，日本海。
他也还记得，小解时，一个病痛不堪的同胞向他爬过来，对他说：小兄弟，你尿到我口里吧，我还有老父，老母。
……
参观博物馆时，这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泪流不止，却始终沉默，那些沉痛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会忘，无法忘。
老兵耿谆也曾为一名战俘。
1944年春，在与日军血战洛阳时，耿谆多处受伤，醒来，已成俘虏。
几个月后，他被押往日本秋田县的鹿岛公司花冈作业场。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积雪长久不化，他们每人只有一件单军衣，脚上只穿双草鞋，有的人脚指都冻掉。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而日军给他们吃少得可怜的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生黑豆。
一名劳工因过度劳累掉队，日本人将其活活打死，用的是晒干的公牛生殖器做成的鞭子。
这种难忍的耻辱让耿谆们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迸发，1945年6月30日，他挺身而出，率领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花冈暴动”，这场暴动被誉为“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
“花冈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耿谆被捕入狱，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日本很快战败投降，耿谆才得以回国。
漫长的岁月里，他都无法忘记那些悲惨死去的战友和每一个屈辱的日子。1987年以后的11年间，耿谆和幸存的战友七渡重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
但一直到2000年11月，鹿岛公司才拿出5亿日元。还申明这笔钱为捐款，而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耿谆对此发出严正声明，拒绝领取鹿岛“捐出”的发放金。
在建川博物馆有耿谆的两副手书，其实一幅写着“知耻永生”。
这该是所有战俘的心声。
樊建川说，我知道，国难当头，他们也慷慨从军，拿起了枪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但技不如人，火力不如人，兵力不如人，他们弹尽粮绝，伤痕累累，最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俘虏。
他说，他们都是壮士、烈士。对他们的尊重就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
在战俘馆曲折的回廊里，有50多万张战俘的照片和图片，那些飘零异乡的哀魂，至死，死后多年都不得正视的，纪念的哀魂终得安慰。
战俘的出口处，有一池清水，默默映照着天上日月星辰。
英雄，何论出处与归处？每一个为我们今日安康幸福付出过牺牲过的人，都是穹苍上的一道星光。
越往上走，脚步愈加沉重
（十一）
不仅仅是这些，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中还有文革馆、知青馆、汶川地震馆（猪坚强还在这里坚强地活着）、改革开放馆、......在无数的日记、书信、档案、判决、遗嘱中，其后都曾有一个生命的挣扎、迷惘和苦难，奋争和荣光,都是共和国走过路。
为了这些馆，这些年来，他承受了无数误解、波折，他进茂林，上雪山，去一个个城市、村庄，一趟趟飞往日本、美国、缅甸、台湾......
他全年无休，现在还用香皂洗头，他生活极其简朴，他卖了商铺，卖了办公大楼、卖了加油站，把所有资产全都砸进去，还不够，他卖字卖唱片，一幅字一万，他就说就这么不要脸了。
他有宏愿，一个近乎疯狂的宏愿：他已建成28个馆，他说目标是100馆。
他有执念，一个了不起的执念。
樊建川说：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他已双鬓胡须全白，但仍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停不下来，无法停下来。
很多殉国者的热泪和鲜血，都已飘散在历史烟尘中，他要拯救。从民族之泪之奋斗中淬炼出来的清明高洁之声，他要留住。
樊建川的很多衣服上都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
他说，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
此心可鉴，他已下遗嘱，身后将博物馆全部捐献国家。
启功为他写过一幅字，红底金粉，一个大大“寿”。
是的，樊先生，请您的一辈子，要很长很长。
谨以此文
致敬在这片土地所有牺牲、奋斗的先辈
也谨以此文
致敬，樊建川先生
亦深信
这片土地所特有的慷慨悲壮
会如苍茫群山，永远不灭不朽
这片土地所浸润的血泪与荣光
亦会与生生不息的蓊郁草木
同呼同嘘
作者 | 樊晓敏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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