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10-23 被阅览数：2626次 来源：廉政瞭望

樊建川：我总在思考，在前行

2013年10月23日 14:04
来源：廉政瞭望

樊建川：我总在思考，在前行

文_本刊记者刘兰刘霄

9月22日，薄熙来宣判这天，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写下“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几个字。他拿毛笔，着唐装的样子，更像一个文化人。

56岁的樊建川做过知青，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20年前，他从宜宾市（县级市，现翠屏区）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上辞职，下海经商，成为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单上的常客。10年前，他开始扎根大邑县安仁镇，倾囊修建博物馆群落。

不管是从体制内出走，还是去建只亏不赚的民间博物馆，樊建川都认为，他是跟着国家形势走，没有太大失误。

“有过功劳犯过错”樊建川：我总在思考，在前行

文_本刊记者刘兰刘霄

9月22日，薄熙来宣判这天，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写下“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几个字。他拿毛笔，着唐装的样子，更像一个文化人。

56岁的樊建川做过知青，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20年前，他从宜宾市（县级市，现翠屏区）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上辞职，下海经商，成为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单上的常客。10年前，他开始扎根大邑县安仁镇，倾囊修建博物馆群落。

不管是从体制内出走，还是去建只亏不赚的民间博物馆，樊建川都认为，他是跟着国家形势走，没有太大失误。

“有过功劳犯过错”

《廉政瞭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是您对薄熙来的评价？

樊建川：今天恰好是宣判薄熙来的日子，所以写了这幅字。古话说：“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这特别需要反思，如果想要当公务员，你就别想着发财。公务员不是一个挣钱的职位，要是公务员发财了，肯定存在腐败。

《廉政瞭望》：您也曾是公务员，从政的5年里，还当过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樊建川：1987年从重庆三医大转业到宜宾后，我选择到政策研究室做调研。这份工作能接触社会，跑动大，我喜欢。调研中，我提出了在宜宾建立大林业开发实验区的想法，当时宜宾地委书记孙文启很支持，上报到林业部，获批，我被调到大林业开发办当副主任，搞大林业开发、编写规划。

后来，孙书记找我谈话，让我考虑是到五粮液当副厂长还是去宜宾市（县级市）当副市长。我觉得去企业收入高，就想去酒厂。之后又找我谈话，要我当副市长。

1991年，我当宜宾市副市长时，管乡镇企业、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发展乡镇企业。当时为了扶持一家生产芽菜的民营企业，我帮着组织资金，让企业家买地建厂。芽菜生产出来后，为了打开销路，我还在地摊市场卖，大声吆喝。现在这家公司生产的“碎米芽菜”已经走向全国市场。

《廉政瞭望》：您当副市长时做了很多工作，那有没有犯过错？

樊建川：还是有的。当时要从山西引进一个焦煤厂生产焦煤，可能会污染河流，那时的环境评价虽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但环保局局长还是不签字。我很生气，逼着他签，后来这个厂被关停了。当时分管企业，就没考虑其他因素，屁股指挥脑袋。

“不适合做官”

《廉政瞭望》：应该说，当时30出头能当上县级干部的不多。既然仕途很顺，为什么会辞职下海？

樊建川：我觉得主要和个人性情有关，不合适做这个工作。公务员必须按照规章制度做事，工作上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官方，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在宜宾工作时，遇到上访户，即使内心是同情的，也不能这样说，要问上访有政策依据没有。这也是公务员的职责所在，如果违反规则就对体制不利。而我更愿意做一些能发表个人见解、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不想被束缚。

还有就是公务员收入太低了。当时副市长也就挣200多元，我拉个三轮车、做点小买卖，都能挣200多元。辞官是往大城市走，往收入更高的地方去，收入怎么也比当市长多。就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也不高，当个普通的公务员三千多。

而且我一直有收藏的爱好，但宜宾相比大城市来说，还是比较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就辞了。对我来说，辞职是件很简单的事情，都不值得多说。

《廉政瞭望》：但有人觉得，在那个年代您辞官很有勇气。

樊建川：我觉得从三医大转业到地方更有勇气，是从大地方到小地方，从高工资到低工资。其实副市长相当于一个大局长，比如分管财政，但下边还有财政局局长管。如果副职跑得勤快点，可能有点作为，跑得不勤，一点用没有。我当时还算是跑得勤的。

有人说副职是个锻炼人的位置，其实直接从局长升到市长就可以了，发达国家都是部长直接升到总统。我觉得一个城市给市长配一个助理就够了。

《廉政瞭望》：亲朋好友对您辞职有何看法？

樊建川：他们了解我的性格，没什么意见。当时跟妻子说我要辞职，她也挺平静的，说，辞就辞吧。

《廉政瞭望》：如果没有辞职，按照当时的发展趋势，您现在的官职可能不低。

樊建川：没有这样的假设。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把官看得很重。一定要破除官本位的思想。我在这方面看得很开，像我们这代人，吃过苦，当过知青，一天挣一毛钱也有过，没有铁饭碗很重要的概念，从事什么职业还是要看自己的性格。

“遇到一个好时代”

《廉政瞭望》：刚开始从体制内出来时，对以后有规划吗？

樊建川：那时并没有很清晰的打算，就是要谋生。也不确定能不能成功，只是觉得自己能干事，干体力活也行。其实谋生的道路很多，可以开出租车，当老师，做CEO、搞管理。没有很固定的想法，就是想找到一个好工作，不行就跳槽，重新做。

《廉政瞭望》：从官员到商人，这种角色转换适应吗？

樊建川：我比较适应体制外的生活。90年代的房地产，是一个很有发展、而且利润大的行业。辞职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的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当办公室主任，工资三千，一个月后就当总经理，月薪八千。有人说这就叫“糠箩篼跳米箩篼”， 而且不仅仅待遇提高了，心情也更加放得开，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后来自己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廉政瞭望》：从政经历对您经商有没有帮助？

樊建川：有，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转的，我会把在机关单位进行管理的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而且我是学经济出身，在地方又分管经济，很快就知道房地产是怎么回事，也擅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廉政瞭望》：办企业，您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樊建川：公司创立之初，我既是董事长，也是手续员。比如建房要国土局、规划局、供电局等政府部门的批文，开始时这些都是我在跑，很耗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排队，把合约要盖的公章放在口袋里，随时能用。有次在规划局办手续，报告要重写。我在规划局旁边的打印店修改，然后打印出来直接盖上公章。规划局办事员还说我们是皮包公司。

《廉政瞭望》：原来官场上的人脉资源对您有没有帮助？

樊建川：这个很少，而且当时主要是在宜宾地区工作，来成都什么人都不认识，下海之后主要靠自己。

《廉政瞭望》：和很多人相比，您每条路走得都很顺。

樊建川：只是比较幸运，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一个好时代。高考恢复后，我就去读书；经济大潮来临时，我又辞去副市长下海经商；可以办私人博物馆了，我就卖房、卖加油站，去建博物馆。我总在思考，在前行。

“不鼓励公务员下海”

《廉政瞭望》：如何看待商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樊建川：任何人都要和政治产生关系，都应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关系民主、关心廉政。商人和政治之间有一条红线，就是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不去官商勾结。

出事的企业家不少，他们大多存在一种侥幸心理，闯过了就发横财，没过就进监牢。还是不闯红线的好。

《廉政瞭望》：您现在是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如何看待这种身份？

樊建川：政府需要建立这种制度进行民主监督、民主建言。比如，我就主张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老不公开说明里面有问题。哪怕是新人用新办法、老人用老办法，也应该向前推进，我们老百姓有权知道公务员的财产。即使有巨额财产，能说清来源就可以。

《廉政瞭望》：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考公务员，有人说这是对人才的浪费，您怎么看？

樊建川：不能这么绝对。有些人就适合当公务员，在公务员岗位能发挥自己，实现价值。但扎堆考公务员的现象不好，是社会不太开化的一个阶段性表现。我更鼓励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特点择业。

比如我就反对我女儿当公务员。她在国外受了6年教育，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不适合当公务员。她回来之后说要考公务员，我说考什么公务员，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做点小买卖也可以。

《廉政瞭望》：现在下海和当时下海有什么区别，当时的机会好像多些。

樊建川：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机会。当年我们出来时，是做房地产、开矿之类的，现在出来要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IT行业、文化创意之类的，机会在变，但永远都有。如果要我现在去创业，可能就不如这时的年轻人，但是那个时代，我们算是新锐了。

据我所知，即使是我们那个时代，公务员下海也不都成功。跳出去做得不如意的、落寞的、懊悔的很多，有一半以上的人比在公务员队伍里混得要差。这要看个人。 

《廉政瞭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是您对薄熙来的评价？

樊建川：今天恰好是宣判薄熙来的日子，所以写了这幅字。古话说：“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这特别需要反思，如果想要当公务员，你就别想着发财。公务员不是一个挣钱的职位，要是公务员发财了，肯定存在腐败。

《廉政瞭望》：您也曾是公务员，从政的5年里，还当过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樊建川：1987年从重庆三医大转业到宜宾后，我选择到政策研究室做调研。这份工作能接触社会，跑动大，我喜欢。调研中，我提出了在宜宾建立大林业开发实验区的想法，当时宜宾地委书记孙文启很支持，上报到林业部，获批，我被调到大林业开发办当副主任，搞大林业开发、编写规划。

后来，孙书记找我谈话，让我考虑是到五粮液当副厂长还是去宜宾市（县级市）当副市长。我觉得去企业收入高，就想去酒厂。之后又找我谈话，要我当副市长。

1991年，我当宜宾市副市长时，管乡镇企业、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发展乡镇企业。当时为了扶持一家生产芽菜的民营企业，我帮着组织资金，让企业家买地建厂。芽菜生产出来后，为了打开销路，我还在地摊市场卖，大声吆喝。现在这家公司生产的“碎米芽菜”已经走向全国市场。

《廉政瞭望》：您当副市长时做了很多工作，那有没有犯过错？

樊建川：还是有的。当时要从山西引进一个焦煤厂生产焦煤，可能会污染河流，那时的环境评价虽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但环保局局长还是不签字。我很生气，逼着他签，后来这个厂被关停了。当时分管企业，就没考虑其他因素，屁股指挥脑袋。

“不适合做官”

《廉政瞭望》：应该说，当时30出头能当上县级干部的不多。既然仕途很顺，为什么会辞职下海？

樊建川：我觉得主要和个人性情有关，不合适做这个工作。公务员必须按照规章制度做事，工作上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官方，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在宜宾工作时，遇到上访户，即使内心是同情的，也不能这样说，要问上访有政策依据没有。这也是公务员的职责所在，如果违反规则就对体制不利。而我更愿意做一些能发表个人见解、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不想被束缚。

还有就是公务员收入太低了。当时副市长也就挣200多元，我拉个三轮车、做点小买卖，都能挣200多元。辞官是往大城市走，往收入更高的地方去，收入怎么也比当市长多。就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也不高，当个普通的公务员三千多。

而且我一直有收藏的爱好，但宜宾相比大城市来说，还是比较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就辞了。对我来说，辞职是件很简单的事情，都不值得多说。

《廉政瞭望》：但有人觉得，在那个年代您辞官很有勇气。

樊建川：我觉得从三医大转业到地方更有勇气，是从大地方到小地方，从高工资到低工资。其实副市长相当于一个大局长，比如分管财政，但下边还有财政局局长管。如果副职跑得勤快点，可能有点作为，跑得不勤，一点用没有。我当时还算是跑得勤的。

有人说副职是个锻炼人的位置，其实直接从局长升到市长就可以了，发达国家都是部长直接升到总统。我觉得一个城市给市长配一个助理就够了。

《廉政瞭望》：亲朋好友对您辞职有何看法？

樊建川：他们了解我的性格，没什么意见。当时跟妻子说我要辞职，她也挺平静的，说，辞就辞吧。

《廉政瞭望》：如果没有辞职，按照当时的发展趋势，您现在的官职可能不低。

樊建川：没有这样的假设。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把官看得很重。一定要破除官本位的思想。我在这方面看得很开，像我们这代人，吃过苦，当过知青，一天挣一毛钱也有过，没有铁饭碗很重要的概念，从事什么职业还是要看自己的性格。

“遇到一个好时代”

《廉政瞭望》：刚开始从体制内出来时，对以后有规划吗？

樊建川：那时并没有很清晰的打算，就是要谋生。也不确定能不能成功，只是觉得自己能干事，干体力活也行。其实谋生的道路很多，可以开出租车，当老师，做CEO、搞管理。没有很固定的想法，就是想找到一个好工作，不行就跳槽，重新做。

《廉政瞭望》：从官员到商人，这种角色转换适应吗？

樊建川：我比较适应体制外的生活。90年代的房地产，是一个很有发展、而且利润大的行业。辞职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的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当办公室主任，工资三千，一个月后就当总经理，月薪八千。有人说这就叫“糠箩篼跳米箩篼”， 而且不仅仅待遇提高了，心情也更加放得开，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后来自己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廉政瞭望》：从政经历对您经商有没有帮助？

樊建川：有，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转的，我会把在机关单位进行管理的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而且我是学经济出身，在地方又分管经济，很快就知道房地产是怎么回事，也擅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廉政瞭望》：办企业，您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樊建川：公司创立之初，我既是董事长，也是手续员。比如建房要国土局、规划局、供电局等政府部门的批文，开始时这些都是我在跑，很耗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排队，把合约要盖的公章放在口袋里，随时能用。有次在规划局办手续，报告要重写。我在规划局旁边的打印店修改，然后打印出来直接盖上公章。规划局办事员还说我们是皮包公司。

《廉政瞭望》：原来官场上的人脉资源对您有没有帮助？

樊建川：这个很少，而且当时主要是在宜宾地区工作，来成都什么人都不认识，下海之后主要靠自己。

《廉政瞭望》：和很多人相比，您每条路走得都很顺。

樊建川：只是比较幸运，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一个好时代。高考恢复后，我就去读书；经济大潮来临时，我又辞去副市长下海经商；可以办私人博物馆了，我就卖房、卖加油站，去建博物馆。我总在思考，在前行。

“不鼓励公务员下海”

《廉政瞭望》：如何看待商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樊建川：任何人都要和政治产生关系，都应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关系民主、关心廉政。商人和政治之间有一条红线，就是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不去官商勾结。

出事的企业家不少，他们大多存在一种侥幸心理，闯过了就发横财，没过就进监牢。还是不闯红线的好。

《廉政瞭望》：您现在是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如何看待这种身份？

樊建川：政府需要建立这种制度进行民主监督、民主建言。比如，我就主张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老不公开说明里面有问题。哪怕是新人用新办法、老人用老办法，也应该向前推进，我们老百姓有权知道公务员的财产。即使有巨额财产，能说清来源就可以。

《廉政瞭望》：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考公务员，有人说这是对人才的浪费，您怎么看？

樊建川：不能这么绝对。有些人就适合当公务员，在公务员岗位能发挥自己，实现价值。但扎堆考公务员的现象不好，是社会不太开化的一个阶段性表现。我更鼓励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特点择业。

比如我就反对我女儿当公务员。她在国外受了6年教育，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不适合当公务员。她回来之后说要考公务员，我说考什么公务员，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做点小买卖也可以。

《廉政瞭望》：现在下海和当时下海有什么区别，当时的机会好像多些。

樊建川：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机会。当年我们出来时，是做房地产、开矿之类的，现在出来要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IT行业、文化创意之类的，机会在变，但永远都有。如果要我现在去创业，可能就不如这时的年轻人，但是那个时代，我们算是新锐了。

据我所知，即使是我们那个时代，公务员下海也不都成功。跳出去做得不如意的、落寞的、懊悔的很多，有一半以上的人比在公务员队伍里混得要差。这要看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