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和樊建川与听讲者互动，解答听众的问题。

  晶报记者 吴建升/文 张明俊/图

  6月11日下午，前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参加在创意园举行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解密》活动，并发表了以“国家记忆”为主题的即兴演讲。

  国家记忆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纪录，但因为种种原因，许多历史真相并没有全息地保存下来。以抗战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真实的细节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杨锦麟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一个忘记历史、不懂得反省忏悔的民族，难以真正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

  忠烈祠与老兵的凄凉晚年

  杨锦麟的演讲从他主持《走读大中华》栏目时在湖南衡山拍摄专题片时的一个偶然发现开始。那里有一个抗战烈士纪念馆，是民国政府在抗战结束后修建的，里面掩埋的都是在长沙和衡阳会战中牺牲的烈士忠骨，但“文革”中却遭到严重毁坏。“为什么要毁坏埋着两万烈士忠骨的忠烈祠？就是因为我们在某个阶段没有正视历史。”杨锦麟说，“改革开放后又重新修建起来，这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在云南腾冲，杨锦麟见到了一个在缅印战场参加过腾冲战役的国民党老兵。在当年的战斗中，他们那个独立团浴血奋战，把日本人赶出腾冲。解放后老人一直没有结婚，孤苦伶仃活到96岁，住的是破草棚，平时没一分零花钱。老人93岁那年，北京有一个音乐团队，把一笔演唱收入捐给了腾冲县民政局，指明是要帮助那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老人从此每月有了10块零花钱，感觉自己过上了好日子，可那笔捐款有限，领了三年就没了。老人到县民政局去问，回答说没了，老人说自己为国家流过血，现在快100岁了，政府能不能照顾一下他，却仍被冷漠拒绝。

  “由于国家记忆的残缺或选择性遗忘，我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历史也不断被碎片化。”杨锦麟说，“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反省和忏悔，要自强自立谈何容易？”

  西路军女战士的理想

  “西路军的历史，也是长期被我们选择性遗忘的一部分，不过近些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杨锦麟说，他在祁连山区见到了一个残留的西路军女战士，90多岁的人，接受采访时从头哭到尾。当年的西路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与西北“马家军”激战多日，最后只剩下700人，大多都是红军女战士，被俘后受尽凌辱。更可悲的是，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不仅这些残留的西路军战士并没有得到她们应该得到的公正待遇，西路军历史细节在岁月的长河中也没有得到全面真实的展示。

  老妈妈痛哭，是因为无法忘却过去的耻辱和不公正待遇。“她多年来坚决拒绝接受‘被俘人员’称号，坚称自己是红军女战士。”杨锦麟说，“老人虽然承受着巨大的伤痛，但她始终无法忘却自己是红军女战士，无法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岁月与创伤都无法让她改变这一点。”

  曾经，西路军真相在国家的历史里并没有得到公正的保留。这是国家记忆的伤痛，西路军真相不应成为党史里的空白。

  国家记忆背后的责任

  “记忆残缺的表象背后，往往是责任的缺失。”杨锦麟说，有好多历史都“被残缺”着，改革开放后，主流社会对残缺历史的修补有所改观，但力度和重视还远远不够。

  当天的现场还来了《一个人的抗战》作者樊建川，这个巴蜀商人变卖了自己的所有产业，耗资10多亿元，收购流落民间的抗战藏品，数目多达两万件。2003年，樊建川以个人的名义征地500亩，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

  带动整个社会走出这种迷思的，往往是像樊建川这样具有深远眼光的个人。杨锦麟说，他还见到过一个由一帮年轻人办起来的打工博物馆，也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当无数个樊建川行动起来时，无疑给我们以曙光和希望。

  □相关新闻

  离开凤凰并不代表已经退休

  演讲中杨锦麟向大家证实，他确于月初从凤凰卫视辞职，将出任香港卫视副总裁兼执行台长。谈到自己的人生，他感慨：“我15岁就上山下乡，回城后因为成分不好，只能干掏地沟之类的脏活累活。”他说，高考恢复后，成了他改变人生的希望。“1978年高考，我突击复习20天，没想到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人家还给了个副教授职称。”

  1988年，杨锦麟到香港谋生，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等职，长期从事时事评论。

  对于他以后的去向，他笑言：“暂时离开并不等于我已经退休了，过些时间，我还是会以我自己杨锦麟的方式杀回来的！”“如能策马继续前行，也算是不坏的人生选择。”

  对于今后的方面，杨锦麟表示将努力“为大历史存记，为小人物立言”。“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后代以真实，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眼泪还是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