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聚落，目前国内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不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在世界私人博物馆中也是绝对算得上前列。

博物馆创建者樊建川今年已经64岁了。他头发花白，剪得极短，个子很高，腰杆笔直，走路迈大步，一开口中气十足：“再给我十几二十年，我能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私人博物馆。”

副市长、富商和“樊傻儿”

为什么“一定要做博物馆”？樊建川说，中国十几亿人，绝大多数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当过军人，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樊建川父亲1人幸存。“我想建设博物馆，挖掘历史上豪杰、壮士、英雄们的故事，传承民族精神。”生活在这样家庭里，樊建川曾发誓：“我要用一生去去纪念他们，收藏他们的时代记忆。”

还有一点“不得不建”的理由：“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过去和未来。人吃饱穿暖以后，需要知道前世今生，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为社会做什么，社会为我做什么？我们应该还原历史上的什么东西，应该吸取历史上的什么经验、什么教训？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这就必须得建博物馆。”

9个月开馆，建成“天方夜谭”

按照樊建川的设想，博物不仅要建，还要“大”，要成“聚落”，应该是一个“博物馆小镇”，里面除了有博物馆，还要有客栈、餐厅、酒店、培训……参观的人们来了这里，不仅能看能学，还能住下来，博物馆把人们留住，在这里至少能待上三天。当然，三天也不够，最好是年年来，年年都能看。

想着想着，樊建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要500亩地，一次性建30个馆。

回想起来，樊建川说，这个想法真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很钦佩自己20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首先就是选址。在辗转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找地失败后，2003年，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拿到了500亩地。按照原先的计划，2003年买地，2004年设计，200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开馆。

然而，待完成前期手续真正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距次年8·15仅剩9个月。想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展馆盖好、布展，又是一个“天方夜谭”。

樊建川自己的书《大馆奴》里回忆过这一段：“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完全是拼命了！” 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从打桩修房子，到陈列、布展、灯光、安防，常常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樊建川全天候泡在工地上，累了就垫一块纸板，睡两三个小时。就在这一年，樊建川卖掉了自己的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钱整个投到了博物馆。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以及“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后经当时的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后正式开展。

一件展品一个像素，千万个展品拼成历史

想要建设博物馆，最核心的就是展品。

目前，建川博物馆藏品数量约有800万件，其中有4790件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的级别文物，一级文物上千件。这些文物中，有几百万件票证、100吨老报纸、100吨旧文字档案、几吨毛主席像章、100多万封家书、几万本日记、几百万张黑白照片……这些文物中，有些是樊建川自己的私人收藏。

一只飞虎队用过的米桶，是他从云南的乡下扛了几里地才弄回镇上；一根抗战时期美军铺设的滇缅输油管，是他从待处理的废物中捡回；50吨重的抗日碉堡，调动集装箱从天津运回……抗战时期的破铜烂铁，在别人看来是垃圾，在他眼里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每一个城市,都有樊建川的联络站,有人帮他收文物,不仅在国内收,还到美国、到日本去收。

随着文物一点点的收集、展出、形成系列，一段段几被尘封的历史也开始变得分明和鲜活。

“援华美军馆”开馆当天，曾在飞虎队中开轰炸机的84岁老兵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泪洒当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我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格鲁伯坐在轮椅上,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说:“我代表美军士兵感谢您。”格鲁伯还把视如生命的私人抗战物品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川军抗战馆，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有300万川军。在文物的展出中，一面写满字的“死”旗分外显眼。这是川军上战场时，一个父亲给儿子的旗。旗上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川军装备极差，穿着草鞋走几千里英勇赴死，就连川军将领刘湘也病逝疆场，留下一句：“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

在日军暴行馆，展出着曾活活烧死过普通百姓的汽油桶、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 除了这些，馆里还有上千封日军给家人的书信。在书信上，残暴的日本士兵也会说想家，家乡，家人。 “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妈妈你要多保重！”“老婆你好辛苦......”

暴行馆的设计者也是位日本人，日本最顶尖的建筑师矶崎新。他的父亲当年是个左派，曾因反对日本侵华饱受折磨。他设计这个馆时，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做。有些日本人找他麻烦，骂他，写信恐吓他。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每一个场馆，每天都有人来了之后泪洒当场。有垂垂老者的老兵失声痛哭；有烈士遗孤捐出父辈的遗物；有垂髫小儿睁着懵懂的眼睛走过。更多的，是本来嬉笑的年轻人，在看过一个个场馆、看过一件件展品后表情变得凝重。

不让历史湮灭于时间， 樊建川说，一件物品，就是一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像素。文物多了，历史的像素就多了，历史的面貌就由模糊变得清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

记录历史，也记录当下

在建川博物馆，不仅有抗战的历史，还有记录“当下遗产”的博物馆。

在震撼日记馆，这里浓缩了汶川地震的伤痛和记忆。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13年间没有走动过。

博物馆的墙壁上，每隔十米左右就有破洞，洞里是不同震区现场的还原：破碎的瓦砾、废墟、裸砖，和暴露在外的钢筋。

在3000余平方米的展区，装下有关地震的记忆。馆中陈列的物品中，一件新娘婚纱常令人驻足。地震时，一个摄影师带着六个新人在鸳鸯池拍摄婚纱照，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后，樊建川带领工作人员回到现场寻找新人的遗物。

最终，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纱。这件婚纱连同新娘曾穿戴的花环和高跟鞋一起，被放进了展厅。展品的上方，写有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

在震撼日记馆外，建设有“坚强之家”，从地震中奇迹生还的“猪坚强”如今已经是垂垂老矣的14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猪坚强”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可能坚持不了几个月了。”

探索博物馆更多的价值

一个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铭记和意义。

对于建川博物馆聚落所在的大邑县安仁镇来说，博物馆带来了直接的旅游价值和经济效益。

一辆辆大巴车从全国各地驶向这座藏在小镇上的博物馆群，不同口音、不同年龄的人像潮水一样从车中涌出，惊叹从他们的眼睛里进去，

从嘴巴里出来：“这么大啊！”

大邑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名县，境内有诗人杜甫写下千古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西岭雪山，也有道教发源地鹤鸣山。然而坐落在大邑县的安仁古镇，虽然始建于唐朝，但并没有核心的旅游资源。

“2003年我刚来安仁镇，当时这里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都认为我会栽在这个小镇上。”樊建川说，如今，以建川博物馆聚落为核心的旅游资源，成了成了安仁镇的核心旅游资源。

2008年5月，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9年，安仁镇被授予“中国博物馆小镇”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中国博物馆小镇”冠名的小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建川博物馆看到，仅5月17日的上午，就有至少5批中小学的孩子前来研学。博物馆门口，长长的大巴排成队，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里汇聚、参观；安仁镇上多个酒店显示“今日无房”。

“国内的古城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同质化。博物馆的建设，要古城有了内容，有了灵魂。”樊建川介绍，在博物馆蓬勃发展的同时，按照“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的模式，安仁镇的旅游产业也迎来了大发展。

在安仁镇，民宿、餐厅比比皆是，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吃饭等位超过半小时是常有的事，“都是外地来看博物馆的。”

“游客不仅要来看博物馆，还要住在这里，吃在这里，才能带动经济发展，才能年年都想来。”樊建川说，目前四川加上重庆分馆，在2019年总的游客量达360万人次。展厅面积近10万平方米。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馆全部看完需要3天，重庆建川博物馆需要1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镇上老百姓生活的变化，茶馆、饭馆、理发店、出租车的生意都好了。”

“要做世界第一的私人博物馆”

一个人，想要办成这么大一件事，真是不容易，甚至听起来像个天方夜谭。

樊建川说，这主要是因为自己赶上了好时候。生在了有机会的时代，给了人无限可能，“我以前下乡当知青，干体力活累死累活一天挣8分钱。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能干，是应运而生，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樊建川说，对于时代的自信，是他能够发展博物馆的基石。

“20年前，是没人掏钱看博物馆。以前出门旅游，看山、看水、逛游乐园，但现在逛美术馆、展览馆、陈列馆，已经作为了旅游项目。再过20年，我相信80%以上的中国人，会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作为广受认可的旅游目的地。博物馆变得和森林、大海、游乐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樊建川说，2005年开馆时，每个馆门票10元，票价共60元，如今过了16年，票价仍然是60元。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馆已经连续4年保持每年20%的盈利增长。我一直保持低票价，提供平价的文化旅游消费。靠什么？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热情。”

疫情期间，建川博物馆闭馆，但没有“躲起来休息”，而是利用闭馆升级的同时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坚持建设新馆，“去年的总投入大概有3个亿，还新增了1.3亿元的贷款，从来没这么投过。因为我相信2021年一定会比2020年好很多，到了2022年一定能够恢复常态。”说到这，樊建川的声音高了一度，“如果没有去年的推石上山，我们怎么能有机会迎来今年旅游的全面复苏？怎么能有能力接待这么多游客？危机孕育新机，要对未来有信心。”

樊建川说，民族复兴，让他相信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私人博物馆，一定是出自中国。“建川博物馆可以复制。”樊建川说，目前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广东又签了100多个分馆，南昌也计划建设分馆，总共已经有一百六七十个馆，将来有可能达到200个馆。“我这样的馆长不好复制，因为不仅仅是要喜欢收藏，还要会管理、会经营，复制樊建川，难。”

“我要建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不仅是藏品数量、馆舍、管理水平、游客数量、游客美誉度统统达到第一方阵，还要当‘第一’，比‘第二’好很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这需要多久的时间？樊建川说，“如果老天给他时间，给我一二十年，我能建成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

2007年，樊建川和妻子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同年，樊建川把户口迁到安仁镇树人街44号。大邑县聘他为安仁镇荣誉镇长，樊建川行走于大街小巷，不时有人叫他“樊镇长”。